当然，究竟是火堆将飞蛾当成燃料，还是飞蛾用尸体堆灭了火堆，这是中日双方谁都无法预料的。对战的双方都已经翻出各自的底牌，日军的底牌目前明显占优罢了。
柳川平助的战术计划对于淞沪中国军队极为致命，也为他在曾经时空中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但若说他是军事大家，那却也未必。
别说他一个区区陆军中将，就是放眼整个日本，能堪称军事大家的，有吗？
在二战中，日军是公认的“战术一流，战略末流”。1937年7月，一厢情愿地以为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国还会像以前那样忍辱退让，殊不知“西安事变”之后的中国，坚决抗日已经成了全中国上下公认的主流看法，在全中国汹涌的抗日情绪下，“卢沟桥事变”怎么还可能像过去那样收场呢?而在华北的冲突全面扩大后，本来日军的战略方向是由北向南，这样一马平川而且由高到低的地形能更好发挥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但是随着“八一三事变”爆发，作战的重心又转向了华东，战略进攻的方向改为沿长江由东向西，这一带连绵起伏的丘陵和纵横交错的水网，大大限制了日军的机械化优势，从而陷入了持久战争的泥潭。可以说，日军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大战略，完全是脚踩西瓜皮踩到哪里滑到哪里，甚至是被中国的战略牵着鼻子走。
如果非要从癞蛤蟆堆里面挑只青蛙出来给日本人脸上贴贴金的话，那勉强还算是有一个，那位咋说玩儿的还有点儿花。
实际上，当时日军高层存在两种意见分歧：一种主张利用“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全面扩大侵华战争，彻底征服中国;另一种意见则是认为日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和美国，所以不应该在中国扩大战争规模，浪费宝贵的战争资源，而是尽可能就地解决，积蓄国力将来和苏联美国开战。
当时前一种意见无疑是日军中的主流，大多数日军高层将领如陆军大臣杉山元、陆军次长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都是持这一看法的，而后一种意见只有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少数人坚持。
石原莞尔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但他却是非常熟悉国际形势的务实派，而且是日军中极少数具有战略头脑的人。他就认为日本应该全力开发“满洲”，尽量消化吸收“满洲”的资源，提升日本的综合国力。所以他对挑起卢沟桥事变和淞沪事变都是反对的，更不同意扩大与中国的战争，他主张将华北的部队都撤到山海关内外，再由近卫首相和中国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