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公司投资不同，这4亿元，完全由北平绥靖公署承担。
对中国而言，这或许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教育投资，数十所高等学校的扩建、上千所中学的扩建与新建、数万所小学的扩建、新建，无不在挑战着这座委员会中诸人的智力，他们必须充分且合理的利用每一分钱，从而令这笔钱花的“物有所值”。
“工商委员会也好、农业委员会也罢，他们的成功与否看似决定国家命运，但实则不然，他们所决定的只是一个或者几个项目的失败，或者一年的收成减少。但我们若有任何失误，却有可能倒致一代人因我们的失误而面临人生的失败！”
傅斯年这位北大教授、国民参政会参谋员，在就任北平绥靖公署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在就职讲话中，向委员会内的数百名下属告诫道。
甚至于这正是傅斯年之所以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原因，在管明棠提出邀请时，当时正和其它北大教授一样，致力于北大迁返的他曾拒绝过，而管明棠随后又在信中写道。
“孟真先生岂忍华北七千万国民沦管某一人之教育试验品？”
只是一句话，被吓了一跳的傅斯年立即赶到公署内，在得知管明棠的想法后，思索了整整一夜后，傅斯年方才接受这一职务。
“欲强国，必实行教育，管某是商人、是政客、是军人，于教育是外行，唯能从商人逐利，政客逐名、军人务实之角度兴办教育，成功与否切不得而知，然不试又岂能得知……”
直到现在，每每想到或提及那日管明棠与自己的谈话，傅斯年依然会不时的摇头轻叹，他就是这样被“哄”上贼船的。
“……就这样，我傅斯年被他管哲勤骗上了贼船，欲下而不得了！”
在说笑声中，傅斯年看着面前的彭百川这位自己从教育部强拉来的友人，教育委员会与其它部门不同，外国教育顾问，至多只能当个顾问，提出些许建议，真正能依靠的还是本土教育专长人士，他们更了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中国应该办什么样的教育。
“孟真兄，不是被骗，而是心甘情愿上当！”
彭百川一语点出傅斯年被“骗”的原因。
“论地方教育，全国初中高等教育以及乡村教育、扫盲教育，无出邯彰之左者，就是后来六战区，不到一年的时间，扫盲率就达到70%，几十万识字士兵一边训练，一边在乡村协助扫盲，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友人曾写信告诉我在山东收复时，受伤的士兵一边养伤，一边就临近的村子里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