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时都可能倒下，究其根本，一是历史包袱太重了，离退休职工一大堆，企业根本供养不起；二么，婆婆太多了，企业缺乏自主权；其三，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比比皆是；其四，政企不分，导致内部管理混乱；第五，企业缺乏创新精神，缺乏竞争意识；第六，计划经济在转型时，遗留下来的三角债问题严重，这一系列的老大难问题根本不是简单地说一声改制就能解决得了的。”
“当然了，正因为国营企业有着这么多的问题，所以改制是肯定必须的，只是火候若是没有掌握好，那必然会出现一改就乱，一乱之下，社会的稳定性就会遭到全面破坏，真到那时，再想维稳，所要花费的代价也就太大了些，李叔可以试想一下，若是社会上商品突然大量短缺的话，会不会引发抢购风潮，一旦如此，势必进一步导致商品的匮乏，一场波及社会各层面的动乱恐怕就将是难以避免了的，所以呢，在我看来，国企是应该改革，但却必须慎重。”
郭文峰记得很清楚，上辈子时，国企的改制就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正式拉开了帷幕，结果呢，因着准备不足，引发了很严重的社会问题，矛盾冲突激烈，以致于全社会都差点卷入了一场浩劫之中，若不是总设计师当机立断的话，后果实在不堪设想，这一世，郭文峰自是不愿见到这等乱像再度出现，正是出自这等想法，他在跟李副市长剖析国企改革时，还真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并未有太多的忌讳。
“现在改与两三年后改有什么区别么？”
李副市长显然并未被郭文峰所说服，紧皱着的眉头不单不曾有丝毫的舒展，反倒是更皱紧了几分。
“区别很大，现如今外企、合资企业、乡镇企业乃至民营企业正处在蓬勃兴起之阶段，可从经济总量上来说，对国民经济的影响还有限得很，完全无法承担起民众的日常需求，此时国企若是乱了的话，那后果实在不堪设想，至于两、三年后么，那四种体制的企业已然可以成长到一定的高度，足可支撑得起国民经济的软着陆，即便略有不足，也不会造成全社会的大动荡，到那时，才是国企改革的黄金时期。”
这一见李副市长明显没怎么将自己的建议听到心里去，郭文峰的心登时便是一沉，但并未放弃最后的努力，依旧耐心地给了李副市长一个详尽的解释。
“你这么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呢，在我看来，迟改不如早改，我们国家的国营企业如今还能有一定的市场活力与竞争力，此时不改，将来岂不是要积重难返了么？再说了，什么事都得有人出头打先锋，不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