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的都不希望做得太绝，因为下一次说不定别人就把你的事情给做绝了，所以留点体面是非常恰当的。
可想而知朝廷诸公是多么讨厌这个家伙了。
但那些举人们，那些士子们，都还没有被官场和光同尘，还是热血青年。
不仅仅是他们这些人，连翰林院的一群编修和检讨，都经常参与这种集会，大赞巩长凤“人间之杰”、“天生勇士”。
然后回来他们就开始打了鸡血一样的上书，纷纷要求严惩这一次天大贪腐案件的主角们。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在我大康，换做我大明，巩渊都有点够呛，更别说我大清了，巩家分分钟被抄家灭族的结局。
但一个社会的进步，恰好就需要这样的疯子。
这样的可以在一片沉默和默契之中，打破黑暗，给人们带来不一样东西的人，就代表着社会的一缕阳光，可以照亮人心。
柳铭淇不提倡暴力的改变世界。
改变室韦、西羌、回鹘、东瀛等等地方倒是可以，但自己国内就不用了。
他喜欢用温和一点的办法，慢慢的来改变。
改变的不是国家，而是人心。
是开启他们的智慧。
只要人们的心智上去了，他们能骄傲自豪了，能发现自己敢说敢做了，那么这个国家才会进步。
从这一点来讲，一九零零年之后的我国，报纸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连带着在那混乱凄苦的二三十年时间里，报纸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康的民风比起我大清灭亡那些年要开放温和多了，尤其是江南，因为天高皇帝远，本身又富裕，自然会显得激进一些。
这也不光是大康，历朝历代的江南都如此。
在这样的地方刊发报纸，积极的引导民众们，让社会的风气越来越开放，这才能极大程度的消除封建的愚昧，慢慢的提高科学的比重。
所以柳铭淇在听说了巩渊的事情之后，知道了他不愿意入朝为官之后，瞬间就想到了这个人可以当报纸的主编。
巩渊有钱，就不会为生活所迫，去屈服于金钱。
巩渊同时又是举人，声誉非常的高，也非常的自负，这也就不会被人给胁迫。
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江南的民众们非常拥戴他，愿意相信他。
这样的人，创办一个报纸，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起一个好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