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岳麓书院。蒸蒸日上的长云市，演化着一场大变革，而此中的变革演化正是在这千年的学府之内。
这块令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几百年来，书院人才辈出，经久不衰，绝非偶然。无论立院之根，处世之本，还是讲学之道，育人之术，书院都有它的伟大和神奇之处。
岳麓书院的精神坐标和价值体系，受唐时湘南人周敦颐影响甚大。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
周先生主张在学术思想上要由自己的特色和主张，一是强调以性为宇宙本体，从人性、物性中寻求万物所共同的性，是重践履，倡经世务实学风，反对离开实用空说性命，是不偏一说，主张融汇众家之长。这一切，都为岳麓书院扎下健康而茁壮的文化根系，以后的枝繁叶茂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儒门，后世儒家弟子也并不只是那些坚定与自己成见的腐儒，更多的是经久不衰的正气浩然，正如岳麓书院存在的浩然之气，可以毁灭书院之根本，但教化在人心中的正气，却浩然长存于世，而朱熹等人就是这其中的另类。
学院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院善于找到与理想与现实，特别是与统治者妥协的平衡点。在保持相对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又积极寻求官方的认可和鼓励，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学院在理性地认可现实统治的基础上，很明智地把持着办学的自由和学术的方向。于是，历代统治者多有褒奖，学者也终有了一个相对言论自由的学术平台。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
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而这与后世主流儒家弟子倡导的君为主，民为轻刚好相反，那时候的一些儒家弟子虽然没有抛弃儒家的正统思想，却也懂得不是迂腐的跟着圣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