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楚，自从太祖定下了官员俸禄之后，大明就一直没有调整过官员的俸禄，但是现在的物价已经是太祖时期的几倍有余了。
如果我们不调整官员的俸禄，难道他们不会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调整俸禄吗？大明开国200多年，也只有一个海刚峰而已。朕实在是不明白，户部为什么要反对？”
郭允厚显然对于皇帝的提问做好了准备，他不慌不忙的说道：“往年夏税折色银约150万两上下，秋税折色银约250万两左右。
去岁各地收成还算正常，扣除已经发放的边军年例银及各种支出，太仓存银约139万两，加上出售长芦盐场的收益，太仓现在有银199万两。
但是开春后先帝山陵复工，要拨款30万两，整治海河拨款10万两，还有按照往年惯例给六部拨款办事约100万两，太仓中剩下的59万两要支撑到今年夏税收上来。
恕臣直言，这些钱用来应付朝廷遇到的突发状况，还勉强凑合。但要是拿去发给官员补贴的话，若是发生了什么花钱的事，户部岂不是束手无策？
更何况，今年太仓有积余，这还是靠了出售长芦盐场的关系。但是明年户部又该从哪里筹措这笔费用？至于陛下说的火耗归功，臣还是深表怀疑。臣以为，如果下面的官员能够把正赋收齐，户部就要谢天谢地了…”
朱由检顿时哑然了，事实上郭允厚的顾虑并不是杞人忧天，在各地的国税局尚未建立起来时，户部对于地方上的经济状况既不知情，也无法掌控。
户部对于地方官员在税收上的约束，无非就是一个鱼鳞图册规定的定额税收。
户部官员之所以不愿意对工商业进行征税，一方面是商人集团同官僚集团的合流。
另一方面则是，工商业同田地不同，这是一种活的经济活动，除了一些座商之外，还有流动性很大的行商。
如果想要对工商业进行收税，就需要建立一个严密的税收组织。但是在农业时代，大多数时间的商业并不发达，很可能就会出现，在大多数地方收税人员多过商人的情况，这么一来征收工商税就成了得不偿失的状况。
再有，商人亏本了就无法从事商业了，或是有些商人发达了之后就转行当地主去了。但是根据明朝的税收原则，一旦确定了某地的税额，就算当地商业突然衰退了，这个税收也无法减少，要平摊到当地其他商人的头上去。
因为调整税额的权力在户部、皇帝这里，而不是在当地的官员手中。在这种状况下，每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