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任河南知府在半个月前被调任贵州去了，因为朝廷催促甚急，甚至都没时间同孙传庭做一个简单的交接。
孙传庭计算了下，河南知府离去的时候，正是他接到起复旨意的时候。
出仕后第一个官职就是商丘知县的孙传庭，对于河南并不陌生。
河南位于中原腹地，每次改朝换代时，这里都是兵连祸结之地，再加上一条黄河从此地经过，每到王朝末年，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就灾难重重。
不过河南地处平原，黄河带来的肥沃土壤和充沛的水量，使得这块土地非常适宜于农业。只要国家安定下来，这块地区又是最先恢复过来的地区。
元末明初时，河南是战火最为频繁的地区，当明朝开国时，河南人口已经较元末减少到了十分之一，大批的良田被抛荒，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的荒凉场景。
朱元璋为了重新开发中原地区，采取了迁民垦荒和设置卫所屯田等一系列措施，使河南地区成为了军民杂处的移民社会。
结束了乱世之后，黄河水患就成了河南最大的日常威胁。因为治水摊派的赋役不均，里甲编户大量破产，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拥有世袭特权的武官就成了河南地方社会的支配者。
这种情况同样被朝中的当权者看在了眼里，明中期的中央政府权威尚未衰落，因此当时的主政者还有勇气和余力实施赋役改革与清理屯田，限制了河南武官的政治特权。
但是很快大批卫所军户的后代经由科举入仕，逐渐形成了以士绅为中心的世家大族，确立了士绅阶层在河南的地方社会支配体制，这也就导致了河南地方的“衣冠之虐“。
万历时以沈鲤、吕坤、杨东明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致力于重建社会秩序的河南地方实践，但只是缓和了矛盾，并没有解决问题。
万历之后，地方上被压制的乡宦豪强势力报复性反弹，导致河南地方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
孙传庭担任商丘知县时，就已经清楚的看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外来户，他也不得不同当地士绅妥协，采用缓和的方式安抚地方上的民众。
但是很快他就被调回了京城，随后因为朝中激烈的党争，不愿意被牵涉到其中的孙传庭，选择了告病还乡。
孙传庭原本以为，这次回乡修养将会花费很久的时间。但是没想到不过一年多，他就收到了起复的命令，还是重新回到了他出仕过的河南，只不过这次他被任命为了河南知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