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了王承恩的汇报之后，朱由检还顺便了解到，西北甘肃、陕西的关税收入达到了177万元，足足是往年的5倍。税额增加的原因，还是在于废除了以茶易马的限制，并放开了对于日用品的贸易限制。
由于放开了正常的贸易通道，越境的走私商人自然也就减少了。甘肃、陕西的边军将领虽然也参与了边境走私贸易，但是甘肃、陕西的边境形势远比山西更为严峻，双方的仇杀也较为频繁，因此涉入走私贸易的程度也较轻。
特别是甘肃地区，地瘠民贫，加上又处于蒙古和青藏往来交流的主要通道上，小一些的走私商人根本不需要通过和边军勾结才能出入边墙。再加上因为甘肃两面受敌，明朝国力衰退后，边境形势恶劣，边军将领往往把边境贸易当做安抚这些边境少数民族的手段，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因此甘陕的走私贸易便成了野蛮生长的典范，同山西这种政商勾结的走私集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这种以小走私商为主体的走私行为，充其量也就是维持了边境地区最基本的物资交换，向青海、外蒙地区的深入贸易，他们也就无能为力了。
一来是这些小走私商资本不足，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商队，容易被马匪劫掠。毕竟青海地区有着20多个民族，从蒙古一部迁入青海之后便陷入了混战之中，小一点的商队根本无法自保。而前往外蒙古的道路又太过遥远，成本高的吓人，一趟亏本他们也就无法翻身了。
二来则是，两地的皮货光凭甘肃一地是消化不了的，但是山西的大商人从右翼蒙古各部收罗来的皮货，早就控制了陕西及通往中原的商路，甘肃的走私商人根本没办法与之竞争，自然也就扩大不了规模。
而当朝廷下令正式开市后，这些小走私商人便自然的汇聚到了出关的大商队的名下，如此一来，原本难以收取的税收就变的容易了。
至于朝廷需要的马匹，反而因为废除了强制性的茶马贸易后，马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上升了。毕竟在茶马贸易时明国才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在以茶定马价的过程中，往往考虑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政治形势。
也因此易马的茶叶数量飘忽不定，往往以抬高茶价压低马价来控制茶叶的出口数量，这种行为不但损害了草原民族同大明贸易的热情，反而促使了走私贸易的繁荣。而从另一方面来说，抬高茶价获得利益的并不是茶商，而是中饱私囊的马市官吏和走私商人。
所以茶马互市很快就成了大明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今年改用了新的贸易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