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日本商人还同时在大明时报上刊登了一个声明，他们希望能够在此次投标中结识一些诚实的大明商人，建立长期的交易关系。
这些日本商人承诺，以此次投标为基础，接下去的三年之内，每年采购的货物数量，不会低于这次大家中标的数量。
这些日本商人的到来，让京城的商人们终于明白了两件事。一、日本果然如报纸上所说，是一个有着众多银矿的国家；二、能够获得这次同日本商人交易的机会，就等于是获得了今后三年同日本商人进行贸易的权力。
但凡人在京城，又有实力的商人或是商号，都纷纷赶往了中央银行，准备了解这个所谓的招投标，是一个什么样的章程。
汪逢元倒是很好说话，他告诉这些上门来的商人们，作为中央银行的董事会主席，他必然是要照顾中央银行的顾客的。
这些日本人采购的物资将会分为两批，第一批是利润较高的种类，凡是在中央银行开设了10万两白银账户的个人或商号，可以先参与一次秘密投标。剩下的种类才会进行一次公开招标，但是每个投标者必须出示一份任何一家银行保证过的保函，价值不少于5万两，作为完成交易的保证。
通过了这次日本商人的采购事件，崇祯进一步打击了市场上对于白银的信心。顺便还替中央银行补充了一部分资金，也让更多的投机者参与到了对赌黄金上涨的一方来了。
经过了这一事件，黄金期货市场也好，民间的黄金价格也好，终于开始了缓慢但是持续的上涨过程。而三家银行的股东们，也终于意识到了，光凭朝廷颁发的黄金法案，是无法左右大明市场上黄金的走向的。
三家银行再次向股东进行了动员，筹措和扩张了银行本身的资本。其中以山西银行扩充的资本幅度最高，山西银行最初成立时仅有350元的股份。年前因为黄金法案，扩充到了600万元。
但当这些山西商人们意识到，如果不能在黄金市场上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他们此前投入的资本也可能受损之后，便迅速把股份扩张到了2000万元。曾经掌握了山西银行一半以上股权的三德堂常家，不得不让出了一部分权益，掌握的股份降到了总股本的四分之一。
而此前只是凑个分子的蒲州张、王两家，则借着股本扩张的机会，让两家掌握的股权达到了225%。原本山西银行中拥有主事权力的常家，现在则只能听取各位股东公论了。
山西银行出现的这种状况，让常家不少子弟深感不满。他们认为常家退让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