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新注》出版之后，新学之风在东南更甚。
特别是东南的各家书院，如今都在憋着劲研究新学。
孟子的民贵学说本来在明代就很有市场，从王阳明的遮遮掩掩，到王学泰州公开喊出来，在苏泽那个历史时间线上，明末的时候，“主权在民”几乎是算是一种主流的政治思想了，喊得最响的就是那个“东林党”。
《三经新注》并没有脱离传统的儒家语境，在苏泽【六经注我】的被动技能下，苏泽用《孟子新注》发展出一套“天赋民权”的理论纲领。
除此之外，苏泽又通过对《易经》的注释，提出一套理性主义的思想。
其实这套理论对读书人也不算新鲜了，就是在汉代王充的理论下，提出“天道自然”的观点。
所谓“天道自然”，就是彻底扯掉儒学中有关“谶纬”“天人感应”等这一套理论，提出天地万物都是自己运动，没有在自然之外的神秘推动力。
苏泽和王充的理论不同，苏泽又提出了“天理”和“人文”两门学科。
研究“穷究天地之变，研究万物之理”的学问，被称之为“天理”，苏泽不仅仅将算学、格物放在“天道”之中，还将“天文学”也放入“天理”之中。
而“明古今之经验，论今人得失”的学问，则被苏泽称之为“人文”，历史、文学和律法，都是研究“人文”的学问。
苏泽也指出，“天理”和“人文”都是两门可以通往成圣之路的学问。
穷究天理，研究万事万物的规律，就可以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发现，这和儒家着书立作一样，都是一种“不朽”。
研究人文，练达人心，能够研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人文经验中提出启迪人民的思想，同样也是“不朽”。
紧接着苏泽通过《大学》，提出了新时代的新道德。
朱熹在给四书五经做注的时候，尤其重视给大学做注疏。
他在提出了所谓的三纲和八条目，算是给后世儒家读书人提出了读书人修行的最终目标。
三纲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所谓的“明明德”，就是于彰显人人本有，自身所具的光明德性。
苏泽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提出所谓的“明德”，并不是玄而又玄善恶难辨的“德性”，而是要通过思考和实践，学习有关“人文”的知识，要“明”的是万民共有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