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罪行，并非一无所知。
这是一场舆论战，日方的确取得了成功，有不少国内人士相信了日军的报道，而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不明真相。
夏远来自未来，对金陵城未来的走向相当清楚，哪怕是把这件事情公之于众，也不能够改变什么。
他只能够保留证据，在日后的战后审判中，以期望让中国人手中掌握更多的关键性证据。
同样的。
在夏远努力搜集证据，打击日军的时候。
安全区里的国际委员会成员们，也没有停止行动。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竭尽所能的对RB密集的宣传攻势进行反击，在大屠杀最初的几天时间里，安全区负责人借助一些外国记者的帮助，拍摄并采访了许多受害者的视频，以及日军屠杀的画面，紧接着就遭到RB的驱逐，所拍摄的东西也被日本人收走。
此后，RB政府开始禁止其他国家的记者进入金陵。
如《芝加哥论坛报》的马克思·科佩宁就曾被挡在金陵城外，不得进入金陵。
当日本人发现他们的行为不再受到世界媒体监督之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的实行暴行。
但是，日本人还是小看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开展宣传活动的能力。
安全区负责人的一大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文字表达方面都接受过出色的训练，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语言善辨的作家和演说家。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中不乏一些传教士，曾在美国和欧洲最好的大学接受教育，成年后将其大部分岁月都献给了布道、撰写文章和基督教的巡回演讲，国际委员会许多教授，还曾出版过自己的着作。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团体，他们非常善于同媒体合作。
早在金陵沦陷之前，他们就通过金陵的电台广播发表演讲，或在通俗报刊上撰写有关中国的文章。
这些传教士，还有一个让日本人意想不到的目标，他们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地狱’的真正含义，追求‘地狱’的真相。
当金陵沦陷之后，日军在金陵城内大肆屠杀中国人，满街尸体、血红的场景，断壁残垣，与他们所想的地狱场景如出一辙。
他们穷其一生都在追求的东西，竟然在金陵实现。
他们用犀利的文字和充分的证据，描绘他们在金陵城内见识到的‘地狱’的场景，他们把关于地狱的描写，生动的记录在日记之中，还出现在他们寄给朋友、亲人的信件，以及寄到上级的报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