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不得。
有一个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叫于剑荣，他关注底层社会，常为上访民众呼号，甚至免费做他们的律师。
自从贺飞出版了我的《紫土手记》以后，常带着我去跟文艺界的前辈交流。其实我不善交流，大部分时间是去混吃混喝看别人交流。
在798艺术区的一次文人聚会上，认识了于剑荣。
当时他写了本文集叫《父亲是流氓》，正筹备出版。
跟他一聊，甚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我说愿意让政法出版社出版这本书。
他十分信任我，当即便答应了。
这本书是于剑荣近几年的杂文合集，收录的文章一针见血，对社会的痼疾做了全方位的针砭。此书一出版，立即成为了畅销书，半年内加印了两次。
于是有人盯上了，说这本书没有“正能量”，问题太“尖锐”，跟报喜不报忧的舆论向导冲突，要求出版社马上下架，还给了出版社一个警告处分。
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我自然难逃干系。
在李社长的办公室，我说，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并把辞职信递到了他手上。
李社长晃了一眼辞职信，嘿嘿一笑，随即撕掉扔进了垃圾桶。
他让我坐下，语重心长地说：“这本书要出，必须出，出了我们也不后悔！我们做出版的，难免会遇到这种问题，不就一个警告处分吗？我老李不怕这个。你回去吧，继续这样保持这股劲儿，好好干，不要有任何心理压力。”
然而，有一个叫宋学的副社长却不认为这样。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用东北味强烈的语调说：“你这个事情可严重了！警告处分，知道什么情况吗？出版社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处分过？这简直……简直是奇耻大辱啊！”
“您放心，我会做好后续的弥补工作，然后辞职。”
宋学没有说话，只是奸笑了一下，摆摆手让我出去了。
他的儿子也在这出版社，出版社的人老是拿我和他的儿子比，虽然我从来没把他那儿子放眼里。我走了，皆大欢喜。
为这件事，社委会召开了一个会议。
一方自然是保护我的，以李社长为首的大部分人都以为，这个选题没有问题。当时全票通过，如果有问题应该大家承担。
以宋学为首的另一方表示，选题是我一手主抓的，现在出了问题，自然要由我来承担。建议出版社解除对我的聘用。
宋学不依不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