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俺答封贡时高拱虽然已经大权在握,但并不是一手遮天。其实在那个时期,整个实学派在大明官场而言也只是一个体量并不算大的政治集团,远远不能说控制朝局。实学派当时严重依靠高拱本人的地位,应该说只是一个上层派系,在中低层官员中的基础相对而言非常薄弱。
这就导致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哪怕顶层政治决策已经下达,到了执行层面也会被有意无意地对抗给冲抵掉,或者至少是阳奉阴违,拖到没有下文。
实学派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但因为力量有限,只能集中在一些关键事务上,对重大问题保持跟进、监督推行。而对于另一些影响不那么重大,或者说不那么直接的事情就难免睁只眼闭只眼,这就是所谓“抓大放小”了。
毫无疑问,俺答封贡本身是大事,这件大事里头最关键的两大要素则是“休战”与“贡市”,实学派当时的主要力量都围绕此二者进行保护,因此对于相对不那么重要的“顺义王印”问题就难免顾不上。
于是,顺义王印便被一些对俺答封贡持反对意见的官员想办法动了些手脚——换句话说,顺义王印本身在法理上的规格确实是镀金银印,而它被实际做成镀金铜印确实是因为有人蓄意破坏。
任何改革都很难让所有人满意,任何政治集团的崛起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这是客观现实。彼时的实学派虽然能有效影响隆庆帝,让他顺利批准铸印,但印信的铸造过程却管不到,最终造出了个什么东西也自然不太清楚。
至于后来土默特那边发现了问题,闹了起来,实学派当然也清楚了。可是,清楚了不一定就好解决——如果老老实实承认下来,那岂不是暴露了大明自身的内部问题,以及实学派对朝政的控制力不足?
这个影响显然坏得很,在没有真正能够全面控制朝政的情况下,即便当时高拱已经是顾命首辅,也不想多此一举,便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装聋作哑过去了。
好在那时候的土默特已经被大明经济给绑架,军事上也发现大明越来越硬气,在得到郑洛的“解释”之后,也只能把假的当真的看,忍气吞声没再闹下去。
这一拖又是十多年过去,现在察哈尔已灭,土默特反倒成了蒙古人里混得最好的一部分,再加上把汉那吉认为这次立下的功劳不小,应该能够换个配得上自己地位的印信来彰显政绩,于是便找到了高务实——整个事情就是这样。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于顺义王的王印到底是什么材质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