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是跟当地钱庄和英国银行等借了很多钱的，借债总量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
如果是平常，这是三百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至少净赚五十万；但在现在这个当口，就是一百五十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欠债接近一百万元。
赵大贵在1844年做物物贸易的时候，也是发现库存多、现金少，才惊觉这当中的风险巨大，才急忙一百八十度转身，出清手中的库存，几乎退出洋布生意的。
林阿钦冲得比赵大贵还猛，还做了两年以上的物物贸易，遇到的问题自然比赵大贵那时还要严峻得多。
到了这时，就是一向装着豪气的林阿钦也不由面色大变。
本来，洋布滞销的兆头，在1845年年初的时候就显现，但当时赵大贵突然复出，还要跟别的商家争抢市场，各家疲于应付，才把这个危机忘却了；
三月份开始，各家联合起来打压赵大贵，知道大贵商行的厂丝出来，又从广州低价买洋布倾销，最后双方谁都耗不起，只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时候则是出现提货单这样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机商人们踊跃购买提货单，相当于提前下订金，让各家商行以为手中的货物全部卖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时才幡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
洋布滞销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离开都做不到。
在历史上，上海、香港、广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经历严重的洋布滞销危机，大量商行倒闭，很多洋行关门停业回英国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时候，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函上写道，“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发生不利的影响”。
以宁波为例，定海在之前两年的贸易额，每年都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但在1845年，贸易额直接下降到1.2万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买办破产，英国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进行的所有在建建筑的建设，减少开支。
另外，广州的洋布滞销危机是最先显示的，这使得很多广州商人将洋布运到上海来出售，这使得广州的洋布危机减轻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机变得更为猛烈。
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危机对中国是有利的，英国人原先是不想将定海还给中国的，本来跟清政府说好在1846年归还定海，但在184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