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制。
李缇摩太与赫士私交甚密，深知登州文会馆的教育体制在当时十分先进，当光绪皇帝关于书院改学堂的谕旨发布之后，李缇摩太便恳请赫士帮他创办山东大学堂。不久，赫士率领文会馆七名教习来到济南，沿用登州文会馆办学的方法、条规，采用文会馆的课本、教材及教学仪器设备，参照文会馆办学的各项经费开支编制预算，为李经述起草了《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
李经述对赫士等人没有偏见，反而大力支持。1892年秋，济南泺源书院门口挂出了校牌：山东大学堂，成为参照现代教育体制建成的又一座新式学堂。根据章程，学堂招收了第一批新生300多名，分专斋、正斋、备斋。备斋相当于各州县小学堂，学习浅近知识；正斋，相当于中学堂，学习基础学科；专斋，相当于大学堂，学习专门学科。
李经述找济南乡绅和商户筹款，设立了奖学金和助学金，按照专斋每月四两、正斋每月二两、备斋每月一两发放。初创的山东大学堂，李经述任命李缇摩太为总办，相当于校长，总理学堂一切事务；任命赫士为总教习，总理择聘教习人员和核定课程，相当于教务长；任命梁启超为监督员，负责督饬学生。
山东大学堂的创办，在当时的中国引起轰动。当时，全国各地多是书院。中国的书院，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最初，书院为民办的学馆，原由富室、学者自行筹款，于山林僻静之处建学舍，或置学田收租，以充经费。中国最早的官办书院开始于唐朝，发展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官立书院剧增，但由于科举考试是追求仕途的重要手段，使得读书人趋之若鹜，绝大多数书院成为以八股文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科举预备学校，书院与科举制度共生、共存、共兴。
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洋务运动发展，科举制度也发生改变了。1888年，清政府接受李鸿章的建议，准设算学科取士，首次将自然科学纳入考试内容。后来，光绪皇帝又接受了李经述的建议，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1892年的学堂，对西学并不排斥，光绪皇帝接到李经述的奏折，通饬各省要求参照办理的《山东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作为中国第一部大学章程，为当时正在兴起的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树立了生动的范标，催生了全国各地新式大学堂的诞生。
开办山东大学堂后，李经述开始筹建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队伍，这支队伍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