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也称不上太平盛世，只因拓跋鲜卑根基深厚，外部势力很难将之动摇，而皇权内部也算稳固，少有刘昱那种荒唐皇帝，所以多年来一直没有爆发大的危机，顶多在某个地方有一小撮农民不甘寂寞，与当地政府起了冲突，并很快遭到镇压。
农民起义在古往今来都层出不穷，有些确实是因生活艰难，甚至危及生存，所以揭竿而起，但也有部分是单纯地无事生非。拓跋弘之前的北魏，农民起义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经济和政策等方面不够完善造成的，但拓跋弘上位以来，在国内进行大量改革，底层百姓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并不至于活不下去，甚至谈不上有多艰辛，因为相比之前来说，他们的日子好过了何止五倍十倍。
总体而言，北魏统治集团与平民百姓之间维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鲜卑人有利可图，汉人和其他被统治民族的生活勉强过得去，正常人谁也不想多找刺激。
更何况，朝廷不时地发布利民政策，更让大家没什么可抱怨的。
所谓的变革其实是一项高深的学问，并不是表面那么简单粗暴，而是需要照顾各方，权衡利弊，一旦把它想得过于简单，想当然地大刀阔斧，势必伤害一部分或多部分人的利益，多年后的“孝文改革”就是因为步子迈得过大，导致自身元气大伤，也终于让这个盘据北方一百多年的传奇王朝彻底分崩离析。
拓跋弘颁布的许多政策其实并没有触及根本，所以不足以产生多大的负面效应，积极作用更大。
因为佛教盛行，截止472年，北魏共有寺庙1075座，每年只祭祀用的牲畜就多达75500头，拓跋弘认为杀害那么多牲畜，本身就不符合佛教的义理，下诏以后除非是祭祀天地神祇、皇家祖庙、农神祭坛，其他场合一律不准用牲畜，只用酒和肉干即可。
拓跋弘在升任太上皇之后，其实很多时候都退居二线了，许多政策都由冯太后和中央高官商讨决定，撤销灭门灭房的酷刑、取消大赦，皆是后者的政治成果。
与此同时，冯太后与拓跋弘的矛盾仍旧没有缓和，双方谁也不肯相让，冯太后自然不会清心寡欲地独守空房，拓跋弘更不会对冯太后的作为转发点赞，渐渐地两人之间终于达到水火不容的局面。
史书有关二人矛盾的记载，最后一段内容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枋头防守司令薛虎子。
薛虎子也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了宫中的秘事，因口不择言而遭冯太后贬为大门守卫。
473年11月20日，拓跋弘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