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只好给医院打电话，让急救车把我们都拉去医院。
“这倒是个办法，但要是盯梢的人也跟到医院，想看看我们死没死，那怎么办？”我问。高雄掏出手机，翻了几个电话号码，又打两通电话，似乎是在联系某医院的人。最后挂断后告诉我们，他认识个泰国女人，也算是老客户，丈夫在曼谷郊区某医院当主任，可以找他帮忙，但那医院规模不大，全院只有一辆急救车，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来，我们连声称好，大不了等呗。高雄嘱咐吴敌，让他在店里继续监听那部SIM卡跟踪仪，有通话就用手机的录音功能给录下来。
两小时后，那家医院的面包车才开来，两名工作人员出来，用担架把我和高雄抬上车。之所以留下黄诚信和吴敌，也是为了增强真实性，好让对方误以为，我们只有两人吃了那顿饭，黄诚信和吴敌因故没吃，有可能他们早就吃过饭，或者因不饿而没吃，这样才更加真实。毕竟黄诚信和吴敌还要做生意，也方便跟我们联系。
就这样，我和高雄来到这家医院，安排在同一病房。高雄那位女客户的丈夫过来做过简单检查之后，告诉护士这两名患者病得很重，不能打扰，把病房门关好，除了他谁也不许进。
上午，吴敌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已经监听到刘心美又打了两通电话，一个似乎还是给餐厅打的，说会把甩款打到他的账户。第二个是给某位男子，说看来昨晚的斗降很成功，不但击退了对方的阿赞，还让那两个牌商都送进医院。
高雄问吴敌：“刘心美有没有提到什么名字？”
“提过，”吴敌说，“她说让那男子转告阿赞桑坤师傅，等那两个人死后，会把酬谢按时交给他。”
果然是那个叫阿赞桑坤的降头师！这下终于坐实，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反而松了口气，悬着的心也总算落了地。以前都是我们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到现在才知道具体的敌人是谁，不用再去乱猜。接下来按计划进行，夜深人静的时候，医院主任派那辆面包车将我们俩运出，对护士说病情很重，要转到大医院去。司机开着车出来，那主任也在车上跟随，行驶在一条没什么车辆的道路，半路停下，吴敌已经开着黄诚信的那辆旧奔驰等候，主任把我俩转移到那辆车，这是为了掩人耳目，以防事后有人向司机打听。
吴敌开车，将我们送回高雄的公寓，确认后面无人跟踪。然后他再开车去珠宝店附近的路口，把阿赞布丹和阿赞JOKE接过来。大家集合之后，吴敌将车上的监控机器抬进屋，我们继续监听，但都没什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