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了京城医院。在医院经过临时治疗后，萧老可能感觉身体的恢复情况还不错，于是他向专家提出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专家对于萧老的健康自然是无比谨慎的，当时就回答说，等您的身体完全恢复以后可以回家，但现在不行，因为家里没有这样的医疗条件。萧老十分理解地表示同意。
萧老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是很顽强的。他的头脑一直是清楚的。他的脑血管硬化很轻，脑萎缩的程度也很小。萧老始终信赖医务人员，只要把必须采取的医疗措施的道理同他讲清楚，他都高兴地接受，并密切配合治疗，绝无半点质疑医务人员的地方，并多次开导负责他病情的专家组：“该怎样就怎样，当我就是个普通老头子。”
他还是跟过去一样，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和蔼可亲，对家里人反倒严厉苛刻，看时间到了晚上十一点，他当即责令萧正、萧宸等人各自回家睡觉，不得影响工作。儿孙们怕他生气影响病情，只得纷纷离去。
萧老的体质本来就比较弱。早在延安的时候，他就把自已的身体比作“木炭汽车”。新华夏成立后，他担子重，工作忙，经常是上午、下午开会，或者看文件、处理问题，晚上8点钟到周总理那里，12点钟到máo主席那里。1952年，他戒掉了在革命战争年代抽香烟的习惯，而且说戒就戒，一点也不含糊。他的生活非常朴素。晚年，他的食谱是，早餐：面包，果酱，黄油，豆浆；午餐；一荤一素；晚餐：豆制品，蔬菜。主食是机米。为了定量和不làng费粮食，每餐都称米做饭。每餐配的水果，经常是香蕉。他的这些食谱，是常年不变的，即使逢年过节和过生日也不改变。除非是老友来他家里谈事到了饭点，否则他从来不请人吃饭，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宴请，总是自己吃自己的饭。他吃饭，不慌不忙，不与人谈话，细嚼慢咽，并且也对萧宸如此要求。由于吃得极其简单，就成了当年萧宛笑话萧宸“跟着爷爷受罪”的原因之一。
萧老晚年的工作，正处在历史性的转折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事业需要他们这些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关键时刻继续发挥关键作用。萧老从这个大局出发，根据自己的身体，坚持量力而行地工作，坚持做他认为最必要的工作。他有句名言：“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是多做。”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认为这是合乎辩证法的。他还经常提醒比他年轻的中央领导同志，不要每天都是三班连续干，上午、下午、晚上都办事。他认为，必要的事情，必要的时候，要这样做。但是，三班经常都排得满满的，总不是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