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三个月里，我把军统和地下党两边的活动人员组CD很好的重新组合调整了一下。
而且日本宪兵队这里的人数，严重的出现编制中却少大量人员。
既然一个大队本身原来是小城市200多人，中型城市400~600人，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为800~1200人，外带支那特务队1200人。
此刻我的军饷名单上是700日军，900汉奸特务，事实上能点名的只是680日军，汉奸700不到。
这是伤病的缘故，而且也有事实上的突然阵亡缺损。
人员没有增加，还在逐渐递减中，而且军需也是这样，所以每个日军军官都知道这个事实，所以都不再增加人数，来加重后勤补给的压力。
一切数据说明，表面强大，实际内部空虚的日本军队已经有着战线过长，四面受敌，补给不足，治安混乱的局面。
在这里宪兵队尤其显得至关重要。
我的职务不断升迁，也是在占领区使得治安能保持相对一种常态的功劳。
可是我不觉得我的任务完成得百密一疏。
虽然军统方面不再过问戴笠被刺杀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了一个秘密，而且是尸体上得到的消息，那个人并不会是戴笠，而是执行戴笠任务的一个替身，表面和戴笠看起来完全一样，可是事实上不是。
这意味着我的刺杀很失败，也中了这个老狐狸的反间计。
这时候，我在心里也是十分的警惕，一旦军统戴笠还在暗中的巡查我的东西，会给我以后的行动带来很大的麻烦，至少我和地下党的接触更是得小心为上了。
其实我能理解戴笠此刻的难处，被蒋光头忌惮而找机会除掉，这是他的最终归宿，但是他不想这样简单轻易的死去。
他在暗中寻找翻盘的机会。
我这三个月改变了组织的内部形式，改变了特务们接头的方式和地下组织的隐藏地点，即使戴笠想继续掌控都很困难，
至少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异变。
这是由名棋走向内部暗斗的时候。我和戴笠都在内心的较劲，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戴笠还活着。
果然重庆下来一个特派员带来了宋庆龄的亲笔书信。
光头不表示，但是她给了我三百条黄鱼。
真正实际的一大箱子金条。
并且给了我一张重新建立军统内部行动组织的首期经费五十万元。
内部的指令是：当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