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对于当下影响更大的，则是随之而来的内情通报上另一个消息；根据广州市舶司和通藩属、海事院的初步对照/核计，这次藩贡船团运来的贡金和献礼，仅达到了上一次三年前的八成和七成略多。
反而是各种随船的藩货、土贡数量，大大增加了。这就有些问题严重了，因为如今朝廷的财计，有三分之一是依靠外藩诸侯的贡献；还有三分之一的进项，则是从与外藩诸侯的通商互易中产生的。
光是广州都督府一地，就代表了号称臣藩三百家的南海诸侯，及大小澳、五方天竺、南部膻洲（非洲）、西牛贺洲（欧洲）部分、乃至是西国大夏的海路藩贡；约占了朝廷藩贡和通藩收益的半数。
其次才是东海列藩及远洋的北俱芦洲/新洲大陆，约占了藩贡收益的两成份额；还有剩下一成则是由西北路和西南路的诸侯藩属，随贡献出来的。至于北境草原上的塞外诸侯，反而需要朝廷的补贴。
而在这些海外诸侯当中，也只有包括大夏等强力藩属在内的半数成员，能够提供足额的贡金和献礼；还有三分之一因灾荒、道路受阻之故，只能提供往年的部分份额，剩下的因领地动荡无力同行。
因此随之反应过来的，是位于广府的债市中，诸多藩债应声大跌；仅有少数大诸侯/强藩的债券，一枝独秀不跌反涨。但这显然也只是一个开端，接下来东海、西南、西北的藩贡，同样难以幸免。
而且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很可能会持续上很长一段时间；由此产生的连锁反应，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了天下的方方面面。其他的不要说，光是靠外藩通商为生计，就是相当庞大的产业链。
这也是江畋离京之后，计相刘瞻派人送来的口信中，最为担心的事情。但他也同样在私下有所保证，无论朝廷财计如何艰难，但拨付给暗行御史部的经费不会减少分毫，甚至还会继续不断的追加。
毕竟，大唐已经承平好几代人的百余年光景，无论是官私民间，还是朝堂大内，都积累了相当可观的家底（财富/资源）；就看计相领导的三司使院，如何的整理财赋，将其有效调动和周转起来了。
不过这还轮不到江畋来考虑；唯一有所影响的，大概就是夷州的通海公室。但显然梁公后裔的一门三家，代牧海内的“无地藩主”京兆本家，和广州府的南海公室，域外的西国大夏受到影响更大。
至少，相对于拥有自古以来华夏九州之地的大唐朝廷；定都安息故地的西国大夏，拥地数千里而番邦臣属无算；南海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