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税收制度，最大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纳粮，富人纳凉！
这个荒唐体制，根子在老朱，在明初，连年战乱以后，农民能有几亩耕田，特权富户尚不多，矛盾还能掩盖，所以老朱自我感觉良好。
到了明中期，国力达到鼎盛，反而农民起义不断，就和这个荒唐的税收政策不无关系。
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个弊端，可惜的是，张居正辅佐的是万历皇帝，在其死后，所有改革政令都被陆续取消，贪婪的万历又在矿税上得罪了豪民。
所以在后来的八年饥荒时，李自成的“闯王来了不纳粮”口号，对农民的诱惑是如此之大，义旗一举，顿成燎原之势。
而大批士绅豪右，也表现得十分冷血，纷纷作壁上观，甚至当满骑入关时，许多人都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
各级官吏出于同样的心态，对改换门庭也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憧憬，加之清廷又正好采取了极具诱惑力的怀柔政策，因而与宋末相比，明末投降异族的官吏多如过江之鲫。
像甘俸这种最底层的八品小官僚，基本上换了一身官服，便立刻投入了新的工作，更别提像钱天福此类小吏了，他们更没有什么羞耻感，反正都是当差吃粮，管他主子是哪个。
明代，绅权很重，士绅大户甚至能干涉地方行政，所以地方上每有大事，各地知府、县令总是请士绅们来商议，所定政策每每袒护这些权贵，士绅们也投桃报李，会给地方官留下好处。
所谓士绅，是个复杂的阶层，上起朝廷大臣、封疆大吏，下及官宦家属、豪强地主，乃及因丁忧、革职、致仕等各种缘故返回原籍的官员、身有科名而未出仕的举人秀才，都包括在内。
他们往往和省级封疆大吏乃至朝廷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更有手眼通天直达皇宫内廷的，久而久之，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都成了雄霸一方的地方望族，州县衙门的七八九品官儿们，尽可在平民百姓跟前充老爷，但在这些乡绅面前就得夹起尾巴，不敢造次。
在明末清初的这一段动荡时期，无论人心涣散的明廷，还是刚刚入关的清廷，双方的注意力都在军事上，尤其在双方反复争夺的交战区，暂时都无暇顾及州县地方的治理事宜。
因而，树大根深的士绅豪族在各地结寨自保的现象比比皆是，地方小吏深知战乱时期的仕途艰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逮着机会就损公肥私，为当地的豪绅大户打掩护、行方便，从中捞取政治、经济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