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春三月，先前灵帝诏令诸儒续写《东观汉记》，校正《五经》文字，博士蔡邕会同一干博学之士，历时五年，终是校书完毕，蔡邕因功升任议郎。
随后，灵帝为昭显功劳，又命议郎蔡邕以古文、篆、隶三体，将校正过的《五经》刻于石碑上，立于太学门外，供后儒晚学研习《五经》，后世儒学《五经》都以此作为标准，时人称之为“熹平石经”。
石碑初立于太学门外之时，天下儒生名士为之一惊，纷纷前往洛阳太学门外一睹为快，临摹抄写者不计其数，每日车马不下千余辆，填满大街小巷。一时间，京城士子儒生蜂拥聚集，皆以为灵帝刻印石经，乃儒学再兴之兆，无不喜出望外，对宦官的斥责之声又是高涨起来。
东汉中后期，政治混乱，朝政昏暗，皇权旁落，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其兄弟子侄、姻亲故旧遍布州郡，荼毒百姓；与此同时，地方世家豪强势力急剧增长，敛财夺地，垄断学术，设立私学，暗蓄私兵，子弟门生遍及朝野内外。
桓帝时期，因州郡之间互相勾结，徇私舞弊，为稳定政局，防止地方官员结党营私，形成割据势力，威胁中央权威，桓帝于金殿召集群臣，共商对策。于是，桓帝下诏互为婚姻的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互相担任监察官吏，相当于后世的官员回避制度。
而后，桓帝再度将任官的回避范围扩大，颁行“三互法”，规定规定互为婚姻家庭和两州人士不得交互为官，禁忌更加严密。在“三互法”限制下，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有血缘关系或婚姻戚属关系的人，不得在同一部门或地区为官，甚至官员任命还须回避数州，以致选拔官员，很是不容易。
当时，大汉十三州中，幽、冀二州处于东汉疆域北方，幽州是东汉最北方，于乌桓、鲜卑、扶余、高句丽等夷族异邦掺杂交壤，而冀州西临羌胡聚居的并州。周边内徙、依附的少数民族，大多就近安居在幽、并、冀三州。
这三州的汉人与戎狄杂居，又有鲜卑、扶余等异族，几乎处在北方诸夷的包围之中，汉廷置度辽将军、护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等一众武官，设度辽营、渔阳营、黎阳营等边兵，一同震慑北方。
幽州北阻燕代，兼有戎狄之众，骑兵锐利，乃北方精兵所在；而冀州强实，物产富饶，集天子之重资，乃是河北豪强的聚集地。两州经济实力雄厚，且兵甲强横，又远离洛阳，朝廷也是鞭长莫及，若是任命官员不当，极有可能引致诸侯割据，动摇朝廷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