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浩东略作思忖，然后说道：“昌明书记，沈亢部长，我一贯主张在追究历史问题的时候，应该客观地考虑当时的环境，特别是当时的政治生态。与此同时，我也对沈亢部长的说法不敢苛同，追究责任如果用百分比去划分，是机械主义的表现，不能达到我们需要的政治目的。”
面对徐浩东的不敢苛同，沈亢也是积极响应，“浩东同志，我同意你的说法，但遗憾的是，在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只能暂时继续使用我说的方法。”
“对不起，沈亢部长。”徐浩东欠了欠身体，思忖着道：“首先，我说的环境也就是政治生态，它要负百分之一的责任。”
戴昌明道：“很独特的说法，我以为你会把百分之九十九的责任，归咎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态。”
徐浩东道：“所谓的政治生态，不管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都是组织或机制出了问题，而组织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人的责任，一味的归咎于政治生态，无疑于推卸责任。”
沈亢说道：“非常正确。”
“其次是组织的责任。”徐浩东道：“在吴佩林的任用问题上，组织要负一半的责任。我这里说的组织共有四个，机关党工委、组织部、市政府和市常委会，当时的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中心，虽然只是一个副科级职位，但因其重要性，是要上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常委会议通过的。至于这四个组织如何分担这百分之五十的责任，这得另当别论，而组织是由人组成的，所以这百分之五十的责任，至少要分摊到这四个组织的核心成员的身上。”
戴昌明道：“有道理。”
徐浩东道：“当时的市委书记方一山要负百分之三十的责任，一个任性的一把手，实在是太危险了，别说当时的方一山，就是现在的我，一旦在用人上独断专行，其危害性将不堪设想。问题是方一山已经落马，现在让他承担那百分之三十的责任，毫无任何意义。”
沈亢说道：“还有百分之十九。”
“我、冯兴贵和阎芳。”徐浩东道：“阎芳同志要承担百分之四的责任，因为她是考察吴佩林的具体负责人，她对吴佩林的评价，不提缺点只提优点，而且提到的优点基本上不能称之为优点。冯兴贵同志要负百分之五的责任，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坚持原则，以他当时受排挤的境状，尽管他的反对不起作用，但他也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
戴昌明问道：“你负百分之十的责任？比冯兴贵和阎芳两位同志的总和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