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隐晦地说，凌河大桥建设的全过程，我们共同的感觉就是两个字，稀乱。我们请的各方面专家，看法也不尽一致。为了统一认识，我们开了多次分析会，就是达不到共识。”杨明亮说。
“社会上，有人经常吐槽专家，对专家有些不屑。但就我们请的专家来说，都是在全国有影响力、有权威的，有的还是有国际声望的。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很尽职尽责的，说的也是头头是道，条条在理。”杨明亮说。
“可令人伤脑筋的是，他们的看法不一致。还互相不服气，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有时好端端的分析会，弄得不欢而散。”杨明亮说。
“你们顶级单位召开分析会，还弄得不欢而散啊？”
“是啊，别以为在金字塔塔尖，就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一切安好。”
“那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专家们的意见呢？”我问。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人员，是非曲直我们不好判断，不敢妄下论断。不过，我们充分发挥了我们的智力。”
“什么智力啊？”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采取的是最原始的办法，解决了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杨明亮说。
“什么办法啊？”我问。
“我们把专家说的大桥垮塌的各种原因，一一列出来。分别召开了三次专家分析会，请了不同的专家对大桥垮塌原因进行会诊。我们像发选票一样，让专家对大桥垮塌的原因进行打勾。说好听一点，就是由专家无记名投票。”
“这管用吗？”
“不管管不管用，我们最后采用的就是专家投票最多的那个原因，就是我们公布的这个原因。”杨明亮说。
“好有意思啊。”
“专家们引经据典，都说的有道理，我们又不懂，只好采用这种办法了。对各方面，我们也好有个交待，也说得过去。”
“有意思，有意思。”我说。
“你别笑我们，我是看在我们是同学的份上，我才实话实说。”
“你们时间拖得这么久，还有别的原因吗？”我问。
“我们时间拖长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在单位人员责任的认定上。单位的责任很好判定，按照工作职责可以很好地判定出来。但对具体的个人责任方面，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杨明亮说。
“譬如说，需要承担责任的单位，有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各部处室，各科室，各班组，具体的人，我们本着绝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