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在国内找一个做过几千例手术的神外医生不算什么难事，但要找出一个专精诊断的同时，还能诊断包括内科、外科、骨科、急诊、遗传与代谢病和感染科等在内的医生……这是真的很困难。
平时，诊断一个罕见病或者疑难杂症患者，多次多学科会诊是最起码的手段。病理学检查和影像学检查也许要做个十次八次，才能给出一个大概的怀疑范围。
但如果这个罕见病或者疑难杂症是危急重症……那患者很可能根本没有时间等待医生们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任何一次失误，都有可能以患者的性命为代价。这个代价太过沉痛，以至于医生们和患者都不愿意承担。
作为医生，作为医院经营者，作为一个医学院的院长。宋文对于这个问题有更深一层的看法。她不光对这个问题认识极深，同时也有改善这种情况的愿望和能力。
既然这种困难开始对人民群众产生了影响，那就想办法去解决他。宋院长决定，以四院为基点，开始为专门的诊断学科设立进行预备工作。
这是一件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直到自己退休乃至死亡都看不到成果，反而会搭进去很多东西的长垣工作。但这是一件应该去做的事情——既然应该做，那就去做。宋院长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就开始着手为诊断科进行升级。
首先，诊断科需要一名足够有名头的门面。
在宋文的设想中，四院诊断科的门面必然会是孙立恩。但他现在还太年轻，学历太低，职称也太低。只靠徐有容和帕斯卡尔撑门面，又有些不太合适。徐有容刚刚晋升副高，而帕斯卡尔博士虽然名头够大，但毕竟是外国专家。没有入籍中国，那就只能是个“外国专家”，而不是能够引领一个学科发展的“自己人”。
“我目前的想法，是聘请这位……云鹤市传染病医院的张教授。”宋文从文件里找出了一张简历递了过来，“他虽然是传染病科出身，但是研究方向和诊断科的方向高度重合。而且对遗传病和罕见病也有很深的见解。”
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宋院长要让自己看这份简历，孙立恩还是老老实实的接了过来开始阅读。这位云鹤市传染病医院的张教授今年五十五岁。他的经历比较特殊。一开始，作为麻醉医生，张教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了副高的位置。而三十五岁成为副高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决定——放弃麻醉科的职务，转而去读了内科临床博士。
由于本科是临床医学，当时还是张副主任医师的张教授转行去学内科，在专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