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有没有搞法制建设的必要性？法治的问题是否是联盟持续发展、持续稳定的关键性的问题？”将香烟夹在手指缝间，维克托目视着米利恰科夫，继续说道，“如果仅从这两个问题自身来看，我们能够给出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问题在于，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难道能够仅仅从某一个问题自身来考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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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整天大谈法治问题，翻旧案，试图将自己粉饰成一个观点开明，立场公正的新一代领导人，”语气顿了顿，维克托接着说道，“他的报告在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被搁置，他就撇开中央主席团，撇开党的组织原则，擅自将未经讨论的议题拿到党代会上去公开，他以为他的立场和观点能够得到大多数党代表们的赞同和支持，并能够以此在后续的会议上掌握主动。”
“呵，”不以为然的笑了笑，维克托说道，“但他却没有想过，联盟的法治建设问题，谁都可以谈，是的，不管是马林科夫同志，还是赫鲁晓夫，甚至是我以及莫洛托夫同志，中央主席团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谈，唯独他不能主导这个议题的讨论。因为他是贝利亚，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主席，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中，他的手上并不干净，如果由他来主导有关法制建设的议题，我们的党员代表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心存顾虑？会不会认为所谓的法制建设，只是贝利亚以及他所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发动新一轮大清洗的借口？”
“这个可能性很高，”坐在一旁的安德罗波夫点点头，插口附和道，“今天上午，会议的后半程进行时，会场上的气氛非常微妙，任何人都能感受到不正常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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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托抿了抿嘴。就像安德罗波夫所说的，在今天上午的会议上，随着贝利亚的报告将议题引向法制建设的相关问题，会场上先是出现了一段时间的骚动，随后，就是长时间的沉默，当贝利亚的报告结束之后，会场上的掌声稀稀拉拉的。
会场上的沉默以及稀疏的掌声，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被贝利亚的报告吓到了，但也可以看作是与会代表们对贝利亚所作报告的抵触。
就像维克托所说的，以贝利亚的身份，的确不适合主导法制建设的相关工作，因为谁都不知道他的真实目的是什么，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对于与会的诸多党代表们来说，他们也不一定喜欢所谓的法治。
在过去三十年的时间里，在斯大林同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