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前剿灭发匪的曾大帅，如今已经垂暮了，早没了往日的意气风发，反而是病体沉重。朝廷为了防止他成为第二个果兴阿，趁着他剿捻失利之际，连哄带骗的把他弄来了直隶。曾国藩的心中并不抑郁，他拒绝果兴阿三分天下的时候，便早料到了会有今日，用他一身的荣辱换中国的太平，他不吃亏。但他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他已经六十岁了，他能豁达的看待世事，却没办法躲过疾病。
保定城里的曾国藩，已经吃不动驴肉火烧了，沉疴新疾一并而至，肝病严重又脾胃亏弱，右目失明，且伴有眩晕之症，进出皆需人扶持，否则一跌便有半身不遂之可能。曾国藩是一代名臣，他并不是畏难退却之人，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别说天津是个大坑，就是刀山火海，曾国藩也会毫不犹豫的跳下去。可是他的病真的很重了，实在经不起这长途的折腾，更没有精力去和洋鬼子勾心斗角。但是朝廷真的没人了，奕欣坐镇中枢走不开，其他人不是分量不够，便是才不堪任。李鸿章在西南，左宗棠在西北，除了曾国藩，朝廷真的是无人可派了。
两宫太后的上谕里全是“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商量口气，给足了曾大帅的面子，这下子曾国藩不得不赴津“彻底根究，秉公办理”了。和圣旨一块到的还有个物件，那就是曾国藩为自己从江西*的寿棺——建昌花板，这不能不让曾国藩心有戚戚，此去天津凶多吉少。曾国藩没有像果兴阿一样骂一句“真他妈的不吉利”，而是平静的细细的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第一、此次赴津，带寿棺同行。第二、若身死，灵柩应回到老家湖南安葬，婉谢奠仪，概不收礼；第三、平生文章、著述，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能刻板刊行于天下。
曾国藩还留了信给儿子曾纪泽、曾纪鸿：“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官、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驱，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左宗棠在新疆抬棺出战了，他的老冤家曾国藩也在内地抬棺出战了一把，不过曾国藩的仗要难打的多。
曾国藩收拾东西需要几天，可是他知道天津等不了，所以他便先致函崇厚，提出委曲求全的处理建议：即使曲在洋人，而外国既毙多命，吾辈亦宜浑含出之，使在彼有可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指出坐实挖眼剖心谣言之虚实，实乃“此案枢纽”。同时曾国藩表明自己仅是会办的角色，愿协助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