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由均田制的受惠者，也就是世受永业田的良家子作为主要兵源。然而，均田制瓦解，使得拥有土地的良民越来越少，各地的折冲府无法征发到足够的兵额。久而久之，府兵制也随之难以为继，变得行将就木。
可唐朝的疆域太过辽阔，从西域到大海有着漫长的边疆线，契丹人、大食人，吐蕃人都是唐朝年年征伐的对象，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契丹人，对于这个近几十年崛起的强大凶悍部族，每每都必须以重兵围剿。
可府兵又没有足够的兵员来支撑这些战事，于是就转而以就地募兵代替府兵。沿着唐朝的各个边镇重地设置节度使来代替以往的行军道大总管，节制提调这些就地募集的边军。与此同时，又为了使边军发挥最佳的战斗力，军粮补给也改为就地截留地方的租庸调。所以，节度使往往又兼任一道乃至数道的制置使，架空了各地的郡太守，成为地方上最为实权的大吏。
如此一来，原本完善的府兵制就此名存实亡。当年的府兵一旦没有战事就会将归于朝，兵散于野，而改行募兵的边军则为常备军，一旦节度使任职期限过长，就难免会形成兵将只知主帅而不知有朝廷的危险局面。
就拿安禄山来做例子，为范阳节度使近十年，同时又兼任河东、卢龙节度使，也就是说整个黄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兵员均在其职权掌控之内，唐朝边军半数以上的精锐都在其麾下。如此重权在手，就算普通人恐怕也很难不产生异心吧。
李隆基在这一套制度失衡的泛滥与蔓延中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过于自负使得他把几乎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朝堂之上，而没有思考究竟如何才能制约地方上日渐失衡的权力格局。如果他能早一日发现问题，对这种失衡做出一定的调整，唐朝也未必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对于时下许多大臣把安禄山的造反归结于杨国忠的过分逼迫，秦晋是不屑一顾的。就算安禄山现在不反，将来也早晚必反，因为在一个权力制约失衡的体系内，他掌握着唐朝近半的精锐兵力，不反才是反常。
当秦晋把这一套想法和盘托出时，李亨一时间竟有些发蒙。他虽然贵为天子，但在做太子时一直遭受打压，很少有处理政务的机会，因而在具体政务上他也算是个新丁，而唐朝现行体制的各种弊端自然也就没有明晰的印象，一切都是朦胧模糊的感觉。
在秦晋几番细致耐心的解释下，李亨才有如遭重击之感，他忽然发现，自己此前所有的努力似乎都用错了方向。自打继位以来，他废寝忘食，不厌其烦的处置着所有力所能及的政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