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警官审问我时，发现我脸上的淤青，便关照看守给我换牢房，狱友变成小偷与诈骗犯，起码打起架来不太吃亏。
度日如年的这几天里，我的未婚妻一次都没出现过，包括我那无所不能神通广大的岳父大人。
黄海说他去找谷秋莎谈过，尽管不告诉我询问的内容，从他沉默的目光里也看不出端倪，但我有种可怕的预感，让自己一下子冷到冰窟里，即便闷热的牢房挤满了人。
这是老天爷对我去年夏天做的那件事的报应吗？
6月16日，星期五，我被黄海警官释放。他说根据这些天来的调查，无法判定我与柳曼被杀有直接关系，杀人现场没有我的指纹或毛发，柳曼的尸检结果也与我无关，警方倾向于我确实是被人陷害的。我几乎要扑倒在他怀中，这个亲手把我送进监狱的男人，居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戴上谷秋莎的爸爸送给我的手表，这是我被逮捕后由警方保管的，还有我的钱包与钥匙。终于照到了镜子，摸着几乎被剃光的头，憔悴的眼袋与伤痕，鬓角第一次冒出白发，仿佛不是二十五岁，而是即将躺进棺材的老头。
在看守所里度过的十天，绝对是此生最漫长的十天。
出去以后，我把身上的钞票都花光了，只够买一件新衣服。我独自去了澡堂子，感觉身上与头发里有数不清的污垢，用尽了好几块肥皂，几乎要把皮肤搓破，这才坐公交车去找未婚妻——还好钱包里的月票没丢。
赶到谷秋莎工作的教育出版社，门房说社里正在开重要会议，谷秋莎已关照过他，如果我来找她的话，让我先回家去等她。
回家？
半小时后，我来到充满油漆味的新家门口，位于闹中取静的市中心，十二楼的电梯小高层。前两个月，每逢周末我都会来监督装修。掏出钥匙塞进锁孔，却怎么也打不开，敲门也没反应。隔壁的老太太出来，说昨天有人来换了锁芯。
愤怒地踹了一脚房门，又心疼地蹲下来摸了摸，还是留下一个深深的凹痕——这是我自己的家啊，我是怎么了？脚趾头火辣辣疼起来，我一瘸一拐地下了电梯。
夏天，气温超过了三十摄氏度，公交车上散发着各种汗臭味。我昏昏欲睡地靠在栏杆上，车窗外从密集的楼房，变成稀疏的建筑，直到大片荒野，还有烟囱喷着白烟的钢铁厂。
公交车在南明路停下，两堵漫长的围墙间，是一道学校大门，挂着“南明高级中学”的铜牌。
星期五，住宿生们离校返家，大家惊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