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吴国范围之内最大的乡校，莫过于孔丘一家的。
儒家！
昔日，子产将乡校作为获取士子议论政事的反馈信息的场所，而且注意根据来自民间的意见，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行为。
子产执政后，重视听取国人的议论，还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告于世，努力疏通国人与被国君之间的关系，颇得郑人的爱戴，从而使郑国强盛起来……
那时郑国，是新政发动机，孔丘谈仁政，就以子产新政为样板，赞美子产“有君子之道四”。
孔丘的最高理想，是成为周公那样的人，辅明王而行王道。
其次，则如管仲之遇桓公，能以霸业渐进，而行王道。
然而，切合实际的，是像子产那样治理一个千乘之国。
子产治郑，可谓是华夏历史上的一次民zhu尝试。
“大王，右丞相所言极是！”
治粟内史曾点出列道：“士子之口，堵不如疏。”
“君王治理国政，要使上至公卿、下到列士都能进献讽喻朝政得失的诗篇，乐官进献所映民情的乐曲，史官进献前代得失利弊的史书，太师进献有劝戒意义的文辞，然后由盲人乐师朗诵与宣读。”
“朝臣官吏可以直接进谏言，黎庶则可以把意见辗转上达君王，左右近臣要尽规谏之责，内亲外戚要考察和弥补君王的过失，乐师与太史要负责教导、诲育君王。”
“国人把话从嘴里说出来，善事加以推行，恶事加以阻止，何乐而不为？”
顿了一下，曾点又道：“大王设立登闻鼓、诽谤之木，所为者，可不正是为听取民意吗？”
“而今中原士子只是为时政权衡利弊，为大王计较得失，大王何能废止乡校？”
邓析是法家的鼻祖，孔丘与曾点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
儒法之争，就在于他们做事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