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淳二年，十月。
秋高气爽的季节，也是丰收的季节。
四川与云南两地，一年来的气候都很是不错，各级官府鼓励和扶持百姓种地，让今年的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本着让利于民、稳定地方的原则，官府征收的农业赋税不是很高，比较朝廷制定的赋税，还要略低一些，在征收农业赋税的基础之上，免除一切的其他杂税。
这些政策完全都落实下去，也让老百姓迅速稳定下来。
官府主要的收入，则是来自于商贸赋税和商贸交易。
与吐蕃的商贸交易，开始变得频繁，成都与茂州两地，成为了与吐蕃商贸交易的集中地方，因为失去了成都府路以及利州西路等地，蒙古朝廷对吐蕃的控制薄弱了很多，吴邵刚暂时抽不出精力来管辖吐蕃的事宜，这也让吐蕃自身的力量开始逐渐增强，其力量的强大，更是促使了商贸交易的频繁，茶叶、粮食、丝绸等物资，在吐蕃可以卖出天价。
与吐蕃的交易，都是官府直接控制，甚至可以说是节度使衙门直接控制，这关乎到官府的收入，而府州县包括制置使衙门也将商贸交易作为重点，一边扶持，一边从中收取赋税。
总体来说，各级官府的钱粮还是偏于紧张，毕竟在四川和云南两地，有合州御前诸军、兴元府御前诸军、金州御前诸军以及鼎坤军四路大军，兵力总数超过了十五万人，消耗巨大。
朝廷方面拨付的钱粮越来越少，特别是在吴邵刚出任云川节度使之后，这方面吴邵刚倒是早有准备，没有指望朝廷拨付的少得可怜的钱粮，反过来说，四川以及云南两地的赋税，同样也没有上交朝廷，而是自行支配。
在四川和云南两地巡查的吴邵刚，回到了成都。
计划持续三个月的巡查，仅仅进行了不到两个月，这是因为吴邵刚得到了重要的情报。
蒙古朝廷已经有全面进攻南宋朝廷的打算，忽必烈认为时机已经到来，不用继续拖延，要求蒙古大军做好一切的准备，只是从什么地方展开进攻，尚未最终确立下来。
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就是阿不里哥九月份死亡。
阿不里哥是蒙古部落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当年之所以能够与忽必烈抗衡，就是因为排斥汉人，重视蒙古人的利益，认为蒙古民族是最为高贵的民族，而这种排外的思想，得到了不少蒙古部落的支持，与忽必烈汉化的思想是背道而驰的。
与其说阿不里哥是忽必烈的心腹大患，倒不如说排外的思想是忽必烈最畏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