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刚总也想不明白，赵安邦咋对他有这么深的成见？除了一九九一年秋随省委工作组到宁川搞了场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整顿，他真没做过啥对不起赵安邦的事。在四个多月的整顿中，他除了整理材料，只奉命在几个范围不同的场合作了几场学术报告。报告也不是他要做的，是于华北和工作组领导安排的。他是经济系研究生，一直研究苏联坎托洛维奇的数理经济学，于华北就鼓动他给那些大干资本主义的宁川干部洗脑，纠正某些同志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他头脑一热，有点不知轻重，便大肆报告起来，大谈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的区别，为计划经济学正名。其中有一次赵安邦也去听了听，据说没听完就挂着脸走了。
马钢宪法实际上不是什么宪法，而是苏联马格尼托尔斯克钢铁公司总结出的一套管理体制，其核心内容是专家治厂、科学化管理、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的平衡。鞍钢宪法当然也不是宪法，而是鞍山钢铁公司以政治运动和大轰大嗡搞生产的一种中国模式。虽然二者同属计划经济范畴，但前者体现的是理性而科学的计划原则，各种经济指标都是以最优化模式计算出来的。据方正刚读研时掌握的资料，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生产函数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苏联。一九七七年苏联在联盟一级就有三千多个经济指标来自电子计算机的最优化计算。以坎托洛维奇为代表的一批数理经济学家应运而生，不但构成了苏联经济学的主流派别，还获得了世界性声誉，瑞典皇家学院就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坎托洛维奇博士。而中国的鞍钢宪法体现的则是长官意志和命令原则，主观随意性很大，*突发奇想，要赶英超美，钢铁元帅就升了账，结果只能导致灾难。因此，方正刚斩钉截铁地断言，中国式命令经济的失败绝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不可否认，那时的他是计划经济的支持者，是少年马列派，正因为如此才得到了于华北的欣赏。于华北总和他开玩笑，称他为方克思。在宁川整顿期间，他实际上成了于华北的秘书。可他当时太年轻，对于华北的器重不知珍惜，在显示知识才华的同时，弱点毛病也暴露了不少。他们几个小伙子总爱凑在一起打扑克牌，一打打到半夜，早上就起不来了，为此没少挨过于华北的骂，还被于华北没收过几副牌。不过于华北骂归骂用归用，还是破格将他提为了市委副秘书长。当时宁川还没升格，副秘书长不过是副处级，可权力影响却是正处级也没法比的。
一九九一年秋的宁川整顿真是他的一个好机遇。如果没有后来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