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岳同志十三岁时参加了长征的后半截,属“红小鬼”。到达陕北后一直在中央机要局做通讯员,经常往枣园的毛**住处送亲收信件。有一次毛**不在,**出来代收,他还不干,他向她强调“信封上写着‘毛**亲收’呢,还要在收到簿上签字”。**当时表扬了他,说他年纪不大,组织观念还挺强,尔后给他倒水喝、拿枣吃,说是“那你就在这儿等吧”。待毛**回来,**笑着跟毛**学说此事:我要替你代收他还不干呢!**说,这个小鬼做得对。完了就在他的收到簿上签上“毛**”三个字……
这个细节是一九七六年毛**逝世之后、“***”粉碎之前,孙岳同志让我代写回忆文章时告诉给我的。
文章不久即在《海军报》上发了。他挺高兴,说这是他头一回在报纸上以个人的名义发文章,“文章的后边应该加个小括号,注明是你整理的呀!”我说写那个干什么,又不是座谈纪要。他有点过意不去,说是这有点不真实了,明明是你写的,却署着我的名字。孙岳同志经历光荣,但文化水平不高,讲话念稿子常常大喘气,将句子在不该断的地方念断了,比方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句子,他一般都要念成有心栽呀花花不开,无心插呀柳柳成荫。
我所在的部队是个科研单位,知识分子成堆,大都是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名牌大学毕业的。一般领导到我们单位去作报告或讲个话什么的,要想让他们说个好儿,难。有一次,一位地方上的女革委会主任去我们那里作形势报告,竟让他们给嘘下去了。而孙岳同志那么个读法,却没人笑话他。这就与他的德高望重特别是他为人上的宽厚忍让有关。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个外行领导。——他是我们部的政委,正师级。
当时,我们部队有那么几个人经常办些掉份儿的事,比方看电影的时候连一毛钱的门票也不舍得买让查票的用手电筒给照出来啦,吃饭的时候明明买了三毛二分钱的菜可记账的时候他记成两毛三啦,本来是个连级干部出差的时候却冒充团以上首长住好房间吃好伙食让人家给扣住啦等等,若人告到他那儿,他基本上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从不在大会上批评人。
我唯一一次见他在大会上批评人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有一年一位上海籍的助理员去重庆出差,中间溜回上海给老婆伺候月子,超假二十多天。回来之后还说,他回上海是顺便,之所以超假,为的是等当年的新粮。孙岳同志知道之后,气得浑身发抖,遂在连以上干部大会上狠狠批评了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