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全文看完，少不了一番惊叹赞美。
然后便向林朝阳夫妻俩提出了告辞，等几人走后，陶玉书准备去收拾收拾他们住的厢房，屋内一如入住前那么整洁。
林朝阳夫妻二人热情招待大家，他们临走前也把房间收拾的干干净净，陶玉书还在桌头发现了一叠粮票和人民币。
那几人走的时候也没提，想来应该是大家凑起来的，怕他们夫妻俩不收，所以干脆放在了房间等他们发现。
陶玉书将粮票和人民币拿给林朝阳，“怎么办？”
“人都走了能咋办，留着呗。”
三月份就这么过去了，新的一个月开始，外界对于“寻根文学”的讨论变得越发热烈了。
《文学的根》发表大半个月时间，影响力持续发酵，又有《中国文学的震撼发声——记“涿县宣言”的诞生》这样具有强烈煽动性的文章推波助澜，关注者越来越多。
关注的基数越来越大，赞成者多了，反对者自然也多了，四月份开始各地的报纸、杂志上已经开始出现了反对寻根文学的文章。
除此之外，各地的官方喉舌也开始发声，对于寻根文学的评价也是两极分化，赞美、批判皆有。
这种情况在八十年代再正常不过了，整个国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除了最高层的领导对于某些关键事务的一锤定音，没人能做到对于新鲜事物赶尽杀绝。
这不仅是胆量的问题，也是现实的制衡。
在这样的时代里，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并存，它不见得是什么好事，但要说坏，也谈不上。
李杭育回到家乡后，将他所写的那篇《理一理我们的根》投给了《沪上文学》并顺利发表，引发了不小的反响。
这篇文章是继《文学的根》之后，寻根文学的又一有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寻根文学的丰富性，也给寻根文学如今的热闹局面添了一把火。
寻根文学的风潮仍在不停的刮着，林朝阳这个首倡者经历着赞美，也遭受着诋毁，暂时对于他本人没什么影响，生活一如既往的平静。
清明后的周日，他带着妻儿去圆明园玩了一圈，然后去陶家吃晚饭。
吃饭时，家里人少不了要关心关心最近外界的那些声音，林朝阳表现的十分泰然，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陶玉成艳羡道：“你现在的影响力可太大了，随便发了一篇文章，竟然能引起这么大的讨论声。再发展发展，我看不比前年张华救老农那事影响力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