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噪着预备蠢动，形势是异常凶险……以后我还挨过许多次打，总没有那一次打得冤枉，也没有记得那样真切。然而尽管被打，我从来也没有怕过她，时至今日想起来就不禁莞尔，假如她能活到今日，或假如我当时就是“作家”，我肯定要好好采访一下，必能写出一篇意趣横生的文章。然而她三十二年前就去了，只留下这美丽的“假如”。
她逝世时年仅四十五岁，现在还安静地躺在卧龙岗革命公墓——她是累的了。几年前有位记者来访，问我：“你这样坚强的毅力，哪里来的？”我说：“母亲给的。”
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学，从来翻看她的笔记日记文稿，连我这个“大有学问”的也惊讶不已。母亲不但字写得端秀清丽，那文采也是颇生动焕映的。那全是自学，一点一点啃下来的，写总结写报告锻炼出来的。她死后二十年，我写书。盛暑天热饕蚊成阵，我用干毛巾缠了胳臂（防着汗沾稿纸），两腿插在冷水桶里取凉防蚊；作文困倦到极处，用香烟头炙腕以清醒神经。记者知道了，无不为我的这样耐苦坚毅震惊，殊不知这两手是地地道道家教的真传，毫不走样学习母亲当年工作的风范！20世纪60年代我回家乡，父亲指点我去看母亲在家劳作的磨坊，石砌的墙上用炭条书的字迹宛然，如“牛”、“马”、“羊”、“人”、“手”、“口”……父亲告诉我：“这是你妈没有参加工作前练习写的字。”现在大约已经湮没迷失了吧？
她的刻苦，她的严厉，形成了她的风格，大抵——我想了很久，大抵是因了她的理想主义加着一种顽强的执着与认真。从一个拈针走线推磨造炊的农村少妇，到一个能打枪骑马识文断字文武来得的职业革命者，经受了几多磨难？我虽然不怕她，但在浩浩如烟的记忆里，尽管她的聪明美丽，更多的成分却是“威严不可犯”。几个年轻警察在说笑，有人说一声：“马局长来了！”人立刻变得一脸庄重严肃——那时的公安局和监狱同院，串得蚱蜢串儿似的犯人在太阳下晒暖儿，见她过来，会拌动着腿哈腰低头站起来，听着她脚步过去才松一口气。一句话，她“厉害”。
确实如此。我知道她是在1944年的5月，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离家出走，在虎啸狼嚎的太行山黑黝黝的冈峦中，穿越老树古藤林投奔抗日队伍的。中间还过一条正泛水的大河，从敌占区一气跑到根据地。爸爸曾笑问妈妈：“你当时怎么想的，就不害怕？”我当时在场，听母亲说：“心里害怕就站住想：我没有做过坏事，老天爷不保佑我保佑谁？”我后来也独自夜走山路，心里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