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票房有穷富之分，票友有高下之别。一等票友，要有闲，有钱，还要有权。有闲才能下功夫，从毯子功练起；有钱才能请先生，拜名师，置行头；有权才能组织人捧场，大报小报上登剧照，写文章。二等的只有钱有闲，也能出名，可以租台子，请场面，唱旦的可以花钱拜名师。然后请姜妙香、言菊明等名角傍着唱。三等的既无钱又无权，也要有条好嗓子，有个刻苦功，练出点真本事，叫内外行都点头，方能混饭吃。那五算哪一等呢？他只是跟着胡大头，作为朋友，到票房玩玩。跟着转了两年，学会几出不用多少身段的戏。《二进宫》、《文昭关》、《乌盆记》。别人花钱租行头，赁场子也没有让他过瘾的道理，所以一直没上过台。
日本投降前，云奶奶给人洗洗缝缝，还能挣口杂合面。国民党一回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苛捐杂税，没有谁做新衣裳了，也没有谁把衣服送出去洗了。只得让那五搬到北屋与她同住，南房腾空，贴出一张招租的条儿去。这时房子也并不好租。因为解放军节节胜利，有钱人，当官的纷纷南逃，空下不少房子。普通百姓能将就则将就，物价一天三涨，谁还有心搬家换房？云奶奶当尽卖空，三天两头断顿儿了。
那五没机会上台，总得想法混饱肚子。那时社会上不光有唱戏的票友，还有“经历科”的票友，专门约业余演员凑堂会。那五先是经这些人介绍到茶馆唱清唱，后来又上电台去播音。茶馆只给很少一点车钱，电台连车钱也不给，但是可以代播广告收广告费。三个人唱《二进宫》，各说各的广告。杨波唱完“怕只怕，辜负了，十年寒窗，九载遨游，八进科场，七篇文章，没有下场。”徐延昭赶快接着说：“妇女月经病，要贴一品膏，血亏血寒症，一帖就能好。”徐延昭唱完“老夫保你满门无伤。”杨波也倒气似的忙说：“小孩没有奶吃是最可怜的了，寿星牌生乳灵专治缺奶……”
电台有个难得的好处，就是广播时报名。唱上几回，那五的名字在听众中有了印象。南苑飞机场的地勤人员办个业余剧团，请正式的艺人来教戏没人敢去，转而找到电台。请清唱的人去教。说好管吃管住，一月给两袋面。那五一想，这比在电台磨舌头有进项，就应邀去了南苑。到那一看，所谓管住，不过是在康乐部地板上铺个草垫子，放两床军毯。而管吃呢，是开饭时上大灶上领两个馒头一碗白菜汤。想不干吧，又怕得罪老总们挨顿臭打。硬着头皮呆下来了。好处也是有的，大兵们个个是老斗，你怎么教他怎么唱，决不会挑眼。那五教了一个月，还没教完一出《二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