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此书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检索到一段资料，是50年代初对小金县结思乡的一项社会调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调查组。结思乡是改土设屯后别思满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人口统计很有意思，就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也没有权力去现在的结思乡查阅户籍档案，但根据我在家乡30多年的所见所闻，敢肯定，现在这个乡的户籍上，汉族与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于近50年前的那次调查。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会说，这些年来，汉族在这些地区的比例已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解放以前，作为一个藏族人，在一个汉文化占主流的社会里是受到严重歧视的。
解放后，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升学与干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顾性指标，很多人可能从汉族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藏族人。
本来，从两金川战役结束开始，那些屯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后代时，其血缘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选择族别时，当然有理由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确认遥远生命源头的某种血缘了。
血缘问题，是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
所以，即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这种民族或者那种民族也是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老师，都是出身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50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
后来，我也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汉语文与历史的中学教师。在我最后任教的那所中学，我娶了一个教英语的汉族人作我的妻子。两年后，儿子出生，我在公安局为他报户籍时，族别报了汉族。
我并不以我的族别为耻，但在为儿子选择族别时的想法却很简单，他完全在一个汉语环境里长大，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血缘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与藏族生活习俗最完整的乡村里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