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西索克人，南方的努比亚人，海上民族、亚述、波斯、希腊，。
打个比方，托勒密王朝就相当于埃及版的我大清，亚历山大入关成功，他去锡瓦拜阿蒙神，得到了“拉之子”的称号，而托勒密一世接受法老称号，这两位是聪明人，跟满人皇帝拜尊孔尊儒继续华夏天命一个套路，艳后则相当于埃及的叶赫那拉。
不过随着汉、罗两大列强战舰临门，埃及只得开口通商，割地赔款，托勒密十一、十二两世量埃及物力，结罗马欢心，内部起义不断矛盾重重，很快就药丸了。
如果说大汉现在才是文明的青年期，那埃及，在走了三千年后，已经垂垂老矣，只好歹维持了王朝世系，曾经将无数入侵者同化的文化，已渐渐落伍。
“埃及真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啊，这趟是来对了，赶在中原像历史上那样，踩进马尔塞斯陷阱，进入历史循环前。”
任弘记得，历史学家汤因比有一套理论，文明的“挑战和应战”。人类从古代到今天，都曾经面临着外来的挑战，智者和广大人民一起，对挑战做出回应，从而推动文明的轮子，让酋邦变成国家，进一步发展壮大。
挑战可以是天灾，也可以是敌国——大汉能够完成从高、惠到汉武的蜕变，来自匈奴的挑战至关重要。
但若外部挑战太过巨大，可能毁灭一个文明。挑战若是太小，则无法激励内部足够的动力。按照人类的尿性，每当这时候，就要开始无穷无尽的作死了，贵族豪强兼并，腐败从上到下滋生，文恬武嬉……
一如孟子的话：“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任弘开创的左传一派，最近正在张敞、耿寿昌主导下，鼓捣子学文艺复兴——荀子、墨子等人的著作被整理印刷传播，加上任弘加塞的理论，算是内部的“法家拂土”。
但若没有外部刺激的话，任弘悲观地认为，他和刘询死后，只需要几代人，大汉朝照样完蛋——既然外部没有敌人，或者敌人足够远够不成任何威胁，为什么还要夙兴夜寐呢？
这是他出走的重要原因，任弘自己做急先锋，冲出了华夏固有的地域，不止是想让汉人的眼界和底盘扩大。
据任弘所知，刘询在朝中主动学习一些任氏的做法，比如增加了恶安东都护府，在朝鲜半岛上，气候比东北温暖的“临屯、真番”分封了一些“关东侯”过去。西南夷地区也一样，已被放弃的象郡也封了几个小侯——不能让河中和身毒成为有志封侯的人才们唯一的出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