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爵中的第九级，是一个高等爵位，可以拥有户税。也是命运捉弄，柳下越的本意是沙场立功，得以封爵，谁料还没有立下任何功劳，仅凭父亲的功勋便获得如此高位，心中不免忐忑。同时也会受到功勋群臣的质疑，据《史记.虞穆田伍列传》记载，与他同等爵位的田贲甚至当着众朝臣的面说他是”虎父犬子“。 在这种情形下，柳下越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很希望有机会证明自己。 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赵元年，赵国和吴国的在鲁宋泗上的矛盾加剧，最终演变为战争。当时的赵侯无恤决定亲征，柳下越也踊跃请缨，获准在骑兵里做一名副将，从君出征。 春秋末年的赵吴之战，是奠定定鼎格局，乃至于我们现在历史的一次大战。可惜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柳下越在这场大战里依然没有什么亮眼的功劳，悻悻而归，但他却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战争纪实，那就是《南征记》。 柳下跖虽然在后世戏剧、影像里常以据啸山林的大侠形象出现，但实际上，他出身于鲁国贵族展氏，少年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甚至能在辩论上将当世的名士孔子说得哑口无言。在其父影响下，柳下越从小便识字，在进入学宫后虽然在诗书礼乐上成绩不佳，但与当时的”史家”“小说家”两派士人接触，耳渲目染之下，文字功底不差，加上他素来喜欢记录沿途山川地理的习惯，便促生了这一本仅有数万字的随军笔记。 值得一提的是，史学界一直有一种“文体备于春秋之末”说，也就是说，后世的纪传体史书、小说、笔记、辞赋、诗词、戏曲，乃至于散文、笔记，都是在春秋之末这不到五十年时间里井喷出现的。其中缘由，一是因为天下趋于一统，临漳学宫建立后，华夏士人有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夏商周三代文化得到了总结和发挥，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文体；其二，纸张的发明，毛笔的改进，乃至于雕版印刷术的面世，使得书写不再是一种昂贵的贵族特权，在纸张这一载体上呈现的内容，也不再是甲骨文、金文的寥寥数笔，或是竹简帛书上的惜墨如金。 而笔记这一体裁的开创者，恰恰是柳下越的《南征记》，在他五十年后的《史记.艺文志》也把他当作为“小说家”中的一员。 综上所述，《南征记》是以笔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书写的，虽然文字略显粗糙，修辞稚嫩，远不及《史记》在叙述这场战争时的用词华丽，恢弘壮阔，也不及左史丘明在《左氏春秋》里的严谨深入。但胜在作者是这场“春秋霸业终结之战”的亲历者，在许多细节上，是史记和左史无法企及的。 当然，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更主要的是，《南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