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的实验室基建完成，就到了仪器进场的时间了。
这是个痛苦和快乐的时间，痛苦在于花费太高，快乐在于败家的兴奋。
仅仅是为了储存试剂，实验室就需要新购-15度的冰箱，混匀器，移动紫外灯等装置，标本制备和扩增所需的设备就更多了，后世常用的PCR扩增仪是不存在的，杨锐必须自己购买温度控制设备，流速控制设备等来组装，常用的离心机水浴机也需要提高两三个档次，多花两三倍的价格。
一次性的消耗品亦是价格不菲。手套，吸水纸，耐高压离心管和加样器洗头等物品，都是很大的一笔开销。
如果是顶级奢华级实验室，一盒100只的***丁腈手套就要上千元，这些都是随用随丢的东西，一个运转流畅的实验室，一天就能用掉一两盒。
杨锐也买不起***手套，就用B级产品，每盒乳胶手套也得上百元。
好在元旦已过，锐捷和西捷工厂的分红也到了支付的时间。去掉杨锐提前预支的数十万美元再投入，杨锐在1983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仍有十多万美元的收入。
这笔钱用来建一个国家级实验室还不太够，但用来维持一个实验室的运转是没问题的。
再者，杨锐也不需要立刻就建一个真正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即使PCR研究的投入不菲，也不是一月两月的事，而他的分红却是源源不断的，至少还能吃好几年。
增购的仪器也是陆陆续续的运来，由厂商派人前来安装。
与民用项目相比，国外的科研仪器厂商很早就在中国布局了，渠道售后都相对完善，除了时间稍微有点拖延以外，倒是没有多少麻烦，至少在北京这样的地方，购买和安装都是相当容易的，国内能买得起进口仪器的机构，北京至少占了一大半。
接下来的一周，杨锐就在签单和付款的过程中度过。
80年代没有刷卡一说，每次签单后，如果要付款给国外总公司，就由杨锐签字确认，再由香港华锐公司支付账单，但如果要付款给国内公司，或者外国公司的国内分公司，杨锐就习惯支付现金了。
在付款最频繁的几天，杨锐几乎每三天就要去取两次钱。
银行主任眼瞅着杨锐每天或取款或预约取款数万乃至十数万，心痒难耐，银行柜员郝玉在他的要求下，这天终于忍不住轻声道：“杨先生，你在本行的活期存款比例非常高，是否需要买一些固定收益的产品？”
“什么意思？”坐在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