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按照这个上吧。”
服务员点了一下头，下去了。
毛启明低声道：“菜单上没价格，这得多少钱啊？”
“平均一道菜20块左右吧。”杨锐说的是外汇券，也就是10美元的价格，妥妥的宰掉老外的汇率幸福感。
王亚平默默一算，7个菜不加茶水，这就是140元外汇券，等于70美元，或者六七百元人民币。
按照大学生毕业四五十元的收入来说，这一顿饭就要吃掉一个普通人一年的薪水。
这么多钱，杨锐要是直接塞给王亚平，他是肯定不敢要的，但换成一餐美食，却让王亚平的精神升华了。
换一种说法是王亚平的心灵被金钱炮弹腐蚀的更深了。
回到学校，王亚平差不多是把杨锐的事儿当成自己的办了。
只是过了两天的时间，毛启明的学生会申请就被通过，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学生会宣传部干事。
同时，王亚平还自做介绍人，推荐毛启明入党。
毛启明惊喜万分，更是对杨锐万分感谢。
在1984年，入党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件大事，特别是对大学生更是如此。
普通工人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是否入党并不会有本质上的改变，能不能提干，能不能升官，多数还看领导的决定。
但在大学里，大学生的未来差不多都掌握在毕业分配这一环上。
分配的好就好，分配的差就差，对普通人来说，这是改变一生命运的决定。
从2015年倒走30年，大多数人都很难挣脱当年分配给自己的命运。
留校或分配做大学老师的学生，多数继续做了大学老师；分配做记者或编辑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报社或杂志社；分配到部委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部委；分配到国企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国企；分配在北京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北京；分配到县乡的学生，多数继续留在了县乡。
从一个城市调工作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份工作调到另一份工作，比下海创业还要难，而下海创业的成功系数，比升官发财还要低。
大学生入党对毕业分配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小处说，在大学入党的学生的党龄变长了，有利于资历的积累，从大处说，大学期间入党的学生获得了竞争优势，譬如后世的公务员考试的要求那样，有的岗位要求硕士生，有的岗位要求基层经验，有的岗位又要求党员，什么都不要求的岗位，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