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主题演讲乏善可陈，法国院士的殷切嘱托，落在杨锐耳朵里，多少有些欧洲人的无病呻吟罢了。
现在是欧洲最快乐的时代，福利社会的建设堪称完美，极低的失业率伴随着极高的劳动报酬，战后出生的一代人，以苏联为假想敌和比较对象，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美妙的现实，给了欧洲人只要努力，无论什么都可以做到的暗示——人类都登上月球了，还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
中国人却无法代入他们的幻想。
80年代的中国科研工作者努力而坚持，做出的世界级成就却少之又少。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漫长而需要积累的行业，不是跳一跳就能够到天花板的世界，一蹴而就的故事偶尔会有，却总是发生在别人身上。
比如说，北京大学一年级的杨锐。
他走出香山饭店的大堂，就被十几名记者给围了起来。
专业的记者，专业的摄像师，还有扛着录像带摄影机的摄影师。
真正的大阵仗！
1984年的中国大陆可没有狗仔队之类的生物，更没有自由媒体，或者待价而沽的独立记者。
这里的每一杆话筒，每一只照相机，每一台摄像机，都代表着一支国家媒体。
他们很有素质的将杨锐围在中间，然后将话筒拼命的往杨锐嘴里塞，同时就听如潮的问题涌过来：
“杨锐，作为北大一年级学生，在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是什么感觉？”
“杨锐，听说你的论文得到了多方赞誉，能给读者们具体说明一下吗？”
“杨锐，谈谈你做科研的初衷和过程吧。”
一群群的学者顺着台阶两边流走，好奇又羡慕的扫过被大队记者围住的杨锐。
如果说，在这次国际会议之前，大家还可以猜度杨锐的水平高低，听过了杨锐的报告，见识过杨锐在问答环节的机敏和严谨以后，就没有人想挑战这样的杨锐了。
所有人都是笑笑就穿了过去，没人想着去蹭一点点镜头。
在残酷的科学世界里，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从来都是锋锐的刺刀，除非自己折断，否则只会勇往直前。即使是同样锋利的刺刀，也不一定能阻止对方的冲击，何况是这些中老年学者。
王永和唐集中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是连成一片的闪光灯。
不像是前日的年轻记者，今天到场的记者，都属于不用吝啬于胶卷的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