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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准确性和正确率，是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的要点。
在前pcr时代，畜牧业在性别鉴定和性别控制方面，并不是很成功，大部分的农场主和农业机构，都不会采用这份既要花钱又没什么效果的方案。
而在后pcr时代，极高的准确性和正确率，带来的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了。
不过，杨锐的论文并不准备考虑这份革命性的变化。
他的论文，更多着眼于pcr的应用。
身为pcr的发明者，再次拓展pcr技术的范围，原本就是一件期刊社喜欢的噱头——学术期刊也是需要噱头的，比如说，用爱因斯坦大脑细胞做的实验，就比无名氏的大脑细胞做的实验更引人关注。
而学术期刊终究是一种期刊，他们也是需要关注度，需要学者们的认可的。
当然，仅此一点，并不足以登上《自然》。
毕竟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著名期刊，噱头也就是锦上添花的作用。
杨锐真正有自信的地方，还是他设计的引物。
引物是做pcr的前提。如果将pcr形容成是一台电脑的话，引物就这台电脑的应用程序。做不同的实验，就要设计不同的应用程序。21世纪的引物已经有通用的设计模板了，工作相对简单，可以比喻成是电脑的操作系统，但在1985年，刚刚诞生不久的pcr技术，更像是一台复杂的大型机，既没有操作系统可用，也没有容易的输入输出方法，每次研究，都需要额外的设计和专门的应用程序。
这时候，杨锐设计的引物，其实就是一个极好的范本。
杨锐相信，会有很多学者，愿意看一看他亲手制作的pcr引物的。
尽管远远不能称得上完美，但是，学术哪里有什么完美之事。
另一方面，杨锐又将自己的论文，同步寄给了达尔贝科等学者，既是与之做进一步的交流，也是敲敲边鼓的意思。
通过信件来交流工作，这是西方学者几百年前就很熟悉的事了，高斯的一些研究，还是从他往来的信件中搜罗出来的。
而在电子邮件普及以前，各国的学者基本还是维持着这种交流方式。
反正，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几天或者十几天的延迟时间，算不得什么。
达尔贝科等人也很乐意了解杨锐的工作。就生物学目前的发展来说，拳头人物就是那么几个，杨锐勉强也能位列其中，大家自然有要了解他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