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教授和朱院士并没有贸然行动，既然时间还很充沛，他们宁愿搜集多一些的资料，准备的更充分一些，来应对接下来的询问。
再者，要向更高一级进行汇报，也理应要得到更准确的消息，例如在满海等人的三重重复实验成功以后，才显得正式而礼貌。
蔡教授、朱院士秘密的奔走于京城的各大研究所与大学，但是绝口不提杨锐、离子通道实验室，或者g蛋白偶联受体，更没有提到丝毫的诺奖。
对他们来说，这是对诺奖游说的演习，也是一次真实的演练。
中国曾经尝试游说一个诺贝尔奖回来，只是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它开启了一扇小窗，使得包括蔡教授、朱院士以及更多的政治人物在内，都充分的了解到了诺贝尔奖。
类似的国家级游说范例还有日本，为了让生物学家加藤获得诺贝尔奖，当时的日本驻瑞典大使积极的采取了步骤，以获得诺奖的提名。
诺贝尔奖的游说，与政治游说截然不同，讲究的是润物细无声的优雅与高贵。
你不能直接用钱，诺奖委员会通常由五名或者六名成员构成，贿赂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狙击某位候选者，但要想成功的推选某位候选者，只找一个人的成功率就太低了，而贿赂更多委员，一方面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也容易走漏风声，反而可能产生反效果。
类似西方竞选似的媒体宣传也不是很恰当，在一些年份，诺奖有意识的将奖项给予谁都猜不到的候选人，如村上春树般的陪跑者，获得诺奖的概率是更低而不是更高的。
所谓“微妙”一词，非常完美的体现了诺奖的游说。
一个独属于科学界的秘密是，任何瑞典科学家在国外的访问，都能够得到更高规格的接待。
因为诺奖的提名是属于全世界的，诺奖的获得是由瑞典科学家决定的。
例如诺贝尔生物学奖，就是由瑞典卡洛琳医学院的多名教授所决定的，不用说，谁能够让自己的工作，在卡洛琳医学院深入人心，谁有具有最大的可能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
但是，频繁的接待瑞典科学家，或者超高规格的接待瑞典科学家，并不总是好事。
科学家们所处的是一个小圈子，某位科学家若是以过于殷勤的态度接待瑞典科学家，他所收获的鄙视，往往会让他在评选落败。
很少有科学家能够适度的把握这一点，以至于一些实验室研究员拒绝接待瑞典科学家，他们当然也不会因为刚硬的态度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