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个很不符合中国人思维的西方国家。
他的主要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时间里，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失去执政地位。而在06年之后的10年里，社会民主党虽然略显势微，但它还是在2014年重回执政席，与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和左翼党进行组阁。
这其中，左翼党在86年以前还叫瑞典共产党。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会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无中生有出现的特别产物。
在面对pa鉴定，以及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的时候，瑞典人也比美国人要洒脱的多。
舍伍德局长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率先决定在斯德哥尔摩的监狱系统内，收录所有人的dna信息。
这样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国，必然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执政的瑞典人看来，为了集体利益而丧失些许的隐私，却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用政党来举例的话，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只新兴政党“海盗党”，他们的执政理念是——网络自由下载，废除知识产权！
听起来是很简单而无稽的政治诉求——卖ip的公司听说了可能得吓出半碗胆汁来——然而，现实是海盗党一度扩延到了40多个国家，差点在冰岛执政。为什么冰岛会庇护斯诺登，就是因为有冰岛议会第三大党的党纲的支持。
这样的北欧，这样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们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就此点来说，要瑞典科学家颁发诺贝尔奖给中国人，也并没有思维上的禁锢。
尤其是在苏联日益衰落，中国与西方各国眉来眼去的80年代，让一群瑞典科学家围起来讨论国家问题的话，美国的受讨厌程度是一定高于中国的。
而在瑞典媒体的口中，来自中国的杨锐，提出的极具集体主义的“pcr”实验室，也激起了普罗大众的兴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多家媒体都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
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支持筹建“pcr”实验室的。
舍伍德的反应极快，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名教授，进行商讨，之后，自然而然的邀请了杨锐。
站在酒店的穿衣镜前，杨锐深深的吸一口气，看着镜子，对后面的景语兰笑道：“终于等到这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