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其利弊所在。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关系。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