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批判“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气，提倡“务实”之风。虽然是对王学的一种修正，但也变相地加速了王学的衰落。
其四则是改朝换代。鞑清认为程朱理学所构建的天理所代表的封建礼教体系更能够维护自己的统治，因而与明廷一样大力宣扬和表彰程朱理学。
譬如康熙就毫不吝惜地赞美朱子：“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
其亲自指导编写的《性理精义》，以及重新刊刻的《性理大全》，成为“钳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其实如果只做这些，还是能够理解的，但问题在于鞑清所做不仅如此。这些“以小族而凌大族”的统治阶级还大兴文字狱，消灭个性，泯灭掉心学生存的土壤，让华夏大地在思想层面从此变得死气沉沉。
与此相反，阳明心学被庵桂悟禅师带到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充分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明治维新的思想根基。
为何要就心学这个话题说这么多？因为不说这些就不能解释高务实的立场：
心学不能进入朝廷系统，但心学必须要被允许在民间流传。
进入朝廷，影响行政，朝廷的运转就会出大乱子，一旦所有官员或者大部分官员都开始佛老化，开始袖手只谈心性，那谁做事呢？朝廷摆烂不做事，这天下不乱才见鬼了！
但心学流传民间却很有必要，因为民间不能一潭死水，必须坚持“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社会机制，让人们能够发挥想象，丰富精神世界，最终通过解放思想而出现更多的民间创新人才。
有人可能要说，不对啊，现在的创新不大多是实学派的排头兵——京华体系下出现的吗？怎么反而要在民间鼓励心学传播呢？
这个话题就有点太极了——阴阳缺一不可。
实学派排头兵京华确实搞了很多发明创造，但前提是高务实在做方向指导，可是他高务实终有一日也是要死的，他死后的京华还能不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那可不好说。
毕竟高务实现在自己都很警惕京华的垄断模式，认为其不可持久，也不能让其持久，早晚有一天，必须由他自己亲手将京华拆分开来，否则必成后患。
京华体系既然被高务实认为过于垄断，不利于竞争，甚至不利于思想解放，那么思想解放、个性解放这件事，就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