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慕容垂几乎同时起步的姚苌，人生际遇也有些雷同，但在自立后的经历则截然不同。
慕容垂肩负复国的神圣使命，国家初创的时候也借着这个旗号吸纳了不少复杂的部众，可惜这些人里面多数都是急功近利之徒，除了子侄中有几个能臣良将，基本找不到其他贤良的辅佐，而且丝毫经不住考验，一旦偶遇挫折，便背弃初衷，与慕容垂渐行渐远。
姚苌当初起兵，并没有什么让人称道的名义，靠着弑君另立门户，更让他声名扫地，但他相比慕容垂，最大的优势在于部众齐心，刚起步时，没有后燕那么多复杂的成份，基本都是羌人队伍，所以凝聚力远非后燕能比。
正是这个缘故，后秦政权虽让其他国家不齿，仍旧收获不小的成绩，但他的死敌前秦，注定与他水火不相容，不管姚苌取得多大成绩，也会与其死战到底。
386年5月，西燕举国东迁之后，长安便成了一座空城，姚苌依照最初的计划，派人击退了城外跃跃欲试的异族部落，然后终于志得意满地进入长安，接着登极改称皇帝，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初，尊父亲姚弋仲为景元皇帝，正室蛇氏为皇后，儿子姚兴为皇太子，设置文武百官，并把安定的居民五千多家，强迫迁到长安。
大功真正告成，年近60的姚苌，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任官封爵的工作完成之后，特地设宴与百官欢饮，酒至半酣，问大家：“你们都跟我一起面向北方，向秦国皇帝叩头，本来平起平坐，而今忽然变成君臣，你们反而向我叩头，会不会多少有些羞辱的感觉？”
左右官员免不了奉承几句，一箩筐的好话堆了出来，姚苌放声大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抛开新平轼君不谈，他以一个降将的身份，在敌国摸爬滚打30年，最终逆袭称帝，的确有其自负的资本。
只是不管他多么才华横溢，前秦都与其誓不两立，苻丕虽死，但苻氏后人仍未放弃复仇，甚至许多前秦的遗臣也都执着于手刃大敌。
苻坚的仁义治国，固然有其局限，但死后多年还有那么多追随者，可见单纯依靠仁义虽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但民心所向却是事实，如果以法制作为辅佐，法仁结合，自当无敌天下了。
可惜苻坚再没有机会，而后来的许多君王，在仁义上从未有超越他的，在法制上更没有比得上王猛的，更是民之大不幸。
就在后秦周边，盘踞着许多前秦势力，他们虽未拧成一股绳，但无时无刻不在与后秦做斗争，以复仇复国为己任，殆精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