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和刘叔异口同声地问。
“1、2、3、4、5、6、7。”
“滚！”我和刘叔再次异口同声地说。
“阿拉伯数字不也是阿拉伯语么？”疯子小声嘀咕。
刘叔瞄了瞄门口，道：“这么看咱是看不出什么来了，还得问他姑娘。”
于兵摇摇头说：“她可能不会知道太多，我们得找一个精通阿拉伯语的人来。”
“这你可说错了，你看那几张照片。”刘叔指着墙上左边的几张照片说，“那里面那小女孩是安拉吧？”
我仔细看过去，见那些考古队伍里，果然都有安拉的身影。而且几张照片年度跨越很大，安拉从小孩一直到现在的模样都有。
“如果安老每次都带着安拉，说不定她也参与了安老的研究。”于兵兴奋地说。
“现在咱基本取得安拉的信任了，是时候开门见山了。”刘叔说。
“好。”于兵点点头，退出办公室。
我最后一个离开，走到门口时我忽然在想，安老先生从事埃及学研究怎么着也有二十多年了，为什么他的墙上贴着的与研究有关的照片都是那具木乃伊呢？
我在心里画了一个问号，回到展厅里。
安拉的情绪基本上已经稳定，人们坐在办公室对面墙角的沙发上，桌子上摆着几个开水杯，冒着腾腾的热气。
等我坐下，安拉说：“几位警官，刚才很抱歉，我——”
“没关系，我们理解你的心情。”
“你们发现什么了吗？我父亲的死亡正常吗？”
“现在还难下定论，我们需要您提供一些信息。”
“您请问。”
“您父亲去世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花瓶是吧？”
“对，这个花瓶被警察带走了。”
“你能形容一下那个花瓶的样子吗？”
“那是古代埃及的粗陶制品，双耳式，上面是阿努比斯送葬图。”
“你能确定那个花瓶不是现代仿品吗？”
“可以确定，我自幼跟随父亲辗转埃及与中国，接触过很多埃及文物，尤其是古代埃及的遗物，鉴定不会出问题。就算我看不懂，我父亲也不会看错。”
“花瓶是你们从埃及带回来的吗？”
“不是，”安拉回答，“花瓶是我父亲从一个文物贩子的手里买来的。”
“花了多少钱？”
“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