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臣于元嗣君，请兵为外应。事皆未发。会惟庸子驰马于市，坠死车下，惟庸杀挽车者。帝怒，命偿其死。惟庸请以金帛给其家，不许。惟庸惧，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
十二年九月，占城来贡，惟庸等不以闻。中官出见之，入奏。帝怒，敕责省臣。惟庸及广洋顿首谢罪，而微委其咎于礼部，部臣又委之中书。帝益怒，尽囚诸臣，穷诘主者。未几，赐广洋死，广洋妾陈氏从死。帝询之，乃入官陈知县女也。大怒曰：“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乃敕法司取勘。于是惟庸及六部堂属咸当坐罪。明年正月，涂节遂上变，告惟庸。御史中丞商暠时谪为中书省吏，亦以惟庸阴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讯，词连宁、节。廷臣言：“节本预谋，见事不成，始上变告，不可不诛。”乃诛惟庸、宁并及节。“
传中只写胡惟庸谋反在联合了平谅侯费聚等人勾结边关人马，朝廷只是勾结了陈宁，坐镇中书省好里应外合，但尚未发动兵马谋反，就被人告发，被朱元璋一网打尽。
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胡惟庸的谋反之状并没有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里并没有记载胡惟庸谋反的罪证，一切只不过是用了秦桧的招牌计量“莫须有！“
也许有的书友说我瞎掰，是不是瞎掰，这不是我说的算。《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但后来胡惟庸的罪状倒是像后世流传的故事一样，被人一层一层的传说，久而久之，胡惟庸的罪名也就越来越大，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才被发现，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到后来胡惟庸简直可以用神通广大来形容，东通日本高丽，西通卜宠吉儿，南通三佛齐，北通沙漠，东西南北诸夷，只要有事，你无不与胡惟庸叛逆案发生*关系，而这些罪证，在后世很多史学家看来，纯属无稽之谈。
嘉庆年间编写《皇明吾学编》的史学家郑晓就说过：“国初，李太师、胡丞相、凉国公，公诸狱未可知？“这句话说的比较含蓄，但意思很明显，那就是他不相信，当初李善长、胡惟庸、蓝玉的罪状，而明末清初人傅维麟说得更清楚“其初狱